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外交战略

南太平洋地处中国外交大周边,构建良好的南太平洋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现状,中国应坚持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伙伴"、"政治依托"和"安全保障"的战略定位,抓住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合作愿望,通过多种途径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尽管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从而为双方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论对无国籍人和难民实施外交保护的权利——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根据传统国际法,无国籍和难民都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允许无国籍人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在一定条件下对其实施外交保护。对于无国籍人而言,这种改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对于难民而言,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难民的定义有待改进,否则无法保障上述条文的有效实施;第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不能针对难民的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行人辞令与五凉文化积淀和流布

五凉政权,偏居西北,与中原政权"东西隔塞,逾历年载",且周邻强敌,和战不时,因此,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尤显重要。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晋、东晋的外交联系,即所谓"遥尊晋室";二是与强邻的周旋,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三是五凉嬗替,时而共存,五凉之间的外交活动。五凉时期,行人肩负国之荣辱兴亡的外交使命,五凉政权重视对外交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重视外交手段的运用。五凉行人辞令显示出行人高超的外交才能,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人格精神。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对美政策探析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积极开展对美外交活动,并提出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在内的一系列的对美政策,初步积累了外交工作的经验,对于扩大中共的影响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美国对1949-1972年间中英关系的影响

中英建交过程曲折复杂,美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二战后,英国对美国依赖相当严重,在对华关系上一味追随美国,导致中英关系长期徘徊不前。本文分三个时期,将美国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作一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基于即时通讯工具（IM）的教学应用调查研究

基于即时通讯工具的教学应用越来越受到教师的关注。部分一线教师已尝试利用IM进行教学。但IN教学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IN教学的现状，IM教学的应用前景这些问题是急需了解和掌握的。文章通过对东华理工大学师生的随机调查，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以期为IM教学的应用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Social messengers as the new frontier of organization-public engagement: A WeChat study

Mobile-based social messengers have overtake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s the new frontier for organizations to engage online stakeholders. This study provides one of the earliest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antecedents and relational outcomes of pubic engagement with companies via WeChat—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ocial messaging apps. Publics’ social messenger dependency and privacy perception of the medium are found to effectively drive public engagement, which in turn enhances organization-public relationships. Strategic guidelines based on the study findings are provi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