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传承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涉及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思想是“和平”、“合作”、“信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晚清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表现为“天朝大国”的以“抚”为特征的恩威兼施;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表现为以“信”来“保全和局”;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表现为借助列强之力维持和平;从八国联军战争到辛亥革命,表现为“委屈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民国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广东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从南京政府成立到“七七事变”,表现为对日妥协有“度”以及努力促和;从“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表现为立足于战争,不放弃和平,并以“信”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中得到了很好传承。     

外交语言的特点及翻译策略探析

外交语言属于政策性语言,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灵活的外交文体特点。外交语言根据外交需要表现出既明确又模糊的辩证统一性。外交语言善用礼貌、回避和主题转移等语用策略。在外交翻译过程中,应当坚持精准统一、通俗易懂、灵活主动的翻译原则,采取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阐明本国政治立场,促使外交活动顺利进行。     

王世杰研究述评

王世杰是一位在民国学术、教育、政治、外交界等多领域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人物。近年来随着《王世杰日记》的出版,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人们尤为感兴趣的是他与民国政治、外交之间的关系。对与王世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当前的研究现状加以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对王世杰本人,以及民国政治史、外交史的认识。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外交战略

南太平洋地处中国外交大周边,构建良好的南太平洋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现状,中国应坚持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伙伴"、"政治依托"和"安全保障"的战略定位,抓住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合作愿望,通过多种途径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尽管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从而为双方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与欧盟外交关系的再思考——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例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处在剧烈的转型变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对外关系也根据国际体系的变化得以调整。自2003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中欧关系一度发展顺利,但2006年欧盟发布的第五份对华战略文件却引发此后几年中欧关系的波折。本文试图厘清中欧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定位,并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例,深入探讨中国与欧盟外交关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实施更为有效的对欧盟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论中国巴西建交及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历史上巴西民风曾受到经由澳门传播的华夏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是西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巴建交乃至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各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为建立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来了希望。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