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张闻天外交思想简论

张闻天同志在外交领域工作了近十个春秋,在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张闻天外交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准备、形成、进一步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其主要内容有:外交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行和平外交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革命坚决不能输出等.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政策研究——以“泗水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然而,相较于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和军阀混战的惊心动魄,这一仅存在了92天的政府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和过渡性而被人们忽视了.就外交而言,学者们也往往习惯性地将其称作是近代化的开端,或以“和平外交”之言概之,而甚少围绕具体事件进行详细地分析.这也使人们相对地忽视了政权交替之际、内忧外患之间政局的复杂性和代表意义.在纪念中国共和政体百年之际,本文围绕新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中关于泗水事件的新史料,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完整呈现,积极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技巧、外交行为与现实的矛盾,并通过此种分析来揭示中国近代外交与民初政局以及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     

行人辞令与五凉文化积淀和流布

五凉政权,偏居西北,与中原政权"东西隔塞,逾历年载",且周邻强敌,和战不时,因此,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尤显重要。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晋、东晋的外交联系,即所谓"遥尊晋室";二是与强邻的周旋,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三是五凉嬗替,时而共存,五凉之间的外交活动。五凉时期,行人肩负国之荣辱兴亡的外交使命,五凉政权重视对外交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重视外交手段的运用。五凉行人辞令显示出行人高超的外交才能,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人格精神。     

“北约东扩”与叶利钦、普京政权的外交选择

两极格局崩溃初期美俄之间发生的最大碰撞 ,是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这一进程历经俄罗斯两代领导人。由于国际和国内环境的现实制约 ,他们在外交战略与政策上做出了差异较大的选择。对此进行比较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早期驻外使节与东南亚的华侨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东南亚的华侨问题也逐步受到晚清政府的重视。其间,以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驻外使节,对华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的护侨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南亚广大华侨的利益,在晚清政府的华侨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略论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思想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内涵丰富.中日友好是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基石;对日经济外交是其对日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既团结又斗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求同存异是邓小平对日外交的基本策略.邓小平对日外交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李鸿章与中法战前交涉

19世纪 6 0年代 ,李鸿章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外交思想 ;70年代 ,为求和局、图自强 ,他以西方外交思想重新审视面临强国挑战的传统宗藩关系及体制 ;80年代初 ,为避免中法因争夺越南而交战 ,他全力与法国周旋、谈判 ,并签订了有益于双方的条约。     

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在渝对外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驻国统区的特殊地位,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交往,广泛开展国际统战活动和对外联络工作.在重庆7年艰苦卓绝的"半独立外交"和全方位、多层次的民间外事活动使中共外交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全球"政治的眼光;更为我党从延安走向世界大舞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南方局的外事干部们,以其出色的外交工作和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中共领导人卓越的外交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