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社会区别的质与量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动态的,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两种社会都是变化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因二者的质与量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区别两者的质与量也是变化的。     

女性救赎之路及其困惑——从毕淑敏《女心理师》中的贺顿谈起

在男权话语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当代话语框架下,女性作家毕淑敏力图通过对笔下的女主人公贺顿作反传统的刻画．使主人公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凸现女性主体,达到对女性社会性属的再建构．消解已有的女性在社会的第二性别。但其在叙述过程中对身体表述的自我怀疑,又造成了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出现难以突围的困囿,而这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男权话语秩序的顺从。     

用数理统计方法评估试卷质量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通过对某一次考试成绩的分析研究,确定出这次考试的可信度、难度、覆盖度、区分度,对考试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统计分析.     

隐性“区隔”与显性支配--论审美趣味与审美权力的双向建构

在审美文化领域,审美趣味作为一种隐性的“区隔”力量,形成文化资本占有者对其他阶层审美活动的软性控制和引导,这与通过对审美资源的硬性占有而呈现出显性支配力的审美权力形成对应关系。在审美权力到审美趣味领域的延伸过程中,呈现了一种由硬到软、由显性到隐性的向度;另一方面,审美趣味的层级结构又反哺并巩固已有的审美权力结构,两者形成一种相互指向对方的双向建构关系。在这种关系形态下,需要结合时代语境反思当下社会文化中的权力颠覆与趣味博弈,从中趋利避害,实现社会审美文化的和谐健康发展。     

试探清代西藏“摄政”一职的称谓与特点

清朝崛起,入主中原,日趋牢固,边防愈加巩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地区建置.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在几经更迭后形成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这种制度无法回避新立达赖喇嘛由转世到其亲政之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进入18世纪后半期,摄政制度应运而生.直至20世纪前半期,历任摄政共15人.摄政掌政远远超过达赖世系实际掌政时间.摄政作为当时代掌西藏地方最高权威一职,在西藏地方史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本文根据各类相关文献,对清代西藏地方摄政一职的产生、称谓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梳理、探究.     

目的论体系视域下虐待儿童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界限适用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界限,是虐待儿童案件的适用难点。只有在目的论体系视域下,从形式上贯穿虐待儿童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法律体系,实质上厘清法律体系保护目的导向的虐待儿童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破解这一适用难点,使具体案件处理更为正义。     

论抵押与质押的区分——兼评知识产权担保方式的合理定位

我国以占有方式为标准将约定担保物权分为抵押权与质权;在此标准下,又依据担保标的物属性将权利担保分为抵押与质押。此区分标准导致了抵押、质押区分标准的多元化结构与抵押、质押法律规则设置的一元化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应一以贯之地采用占有标准来区分抵押与质押,即:以是否移转占有将权利区分为权利抵押和权利质押。由于知识产权无法适用占有,应当将知识产权担保定位于抵押。     

论-ing式和to-infinitive式的区别--英语动词非谓语形式研究

传统语法对"-ing"式和"to-infinitive"式的用法区分作了一系列规定性阐述,但只从一些语言现象上作出论述,未能从语义实质上揭示其运作规律.本文将以当代语法大师Quirk和Leech的观点作为理论依据,采取比较的方法,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两种形式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揭示其含义及规律,力求清楚地区分两种形式的不同语义,以利于深入、系统地研究英语动词的非谓语形式.     

业主自治的基础法律问题研究

从业主、业主自治基本理论出发,确定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从业主自治的法理基础来说,业主自治是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共有权为基础的,所以笔者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基础,对业主自治存在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总结业主自治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效率原则、公开原则、公平原则和约束力原则,为业主自治的具体操作提供理论依据。     

反思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必严格区分说”之提倡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是中国刑法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能否严格区分,以及如果无法严格区分该如何处理,是禁止扩大解释抑或允许类推解释的争议。反思争议,已有区分标准无力严格区分二者,扩大解释的概念本身也决定了二者确实无法严格区分;不过,既有的禁止扩大解释和允许类推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合理,前者偏废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者则无法保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事实上,如果认识到禁止类推解释的理由只是在于防止法官权力的绝对不受限制,二者之间本就无需严格区分,应当提倡一种“不必严格区分说”,即不必纠结于如何明确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际也无法明确）,只需给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划定一个边界——被解释事项不能与刑法用语之间存在明显的文义相异即可。至此,二者的区分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