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清代西藏“摄政”一职的称谓与特点

清朝崛起,入主中原,日趋牢固,边防愈加巩固,清王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地区建置.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在几经更迭后形成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但这种制度无法回避新立达赖喇嘛由转世到其亲政之前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进入18世纪后半期,摄政制度应运而生.直至20世纪前半期,历任摄政共15人.摄政掌政远远超过达赖世系实际掌政时间.摄政作为当时代掌西藏地方最高权威一职,在西藏地方史以及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本文根据各类相关文献,对清代西藏地方摄政一职的产生、称谓以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梳理、探究.     

女性救赎之路及其困惑——从毕淑敏《女心理师》中的贺顿谈起

在男权话语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当代话语框架下,女性作家毕淑敏力图通过对笔下的女主人公贺顿作反传统的刻画．使主人公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凸现女性主体,达到对女性社会性属的再建构．消解已有的女性在社会的第二性别。但其在叙述过程中对身体表述的自我怀疑,又造成了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出现难以突围的困囿,而这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男权话语秩序的顺从。     

从社会排斥到融入——对民工社会融合研究范式的转变

对于民工的社会融人问题,国内学者多倾向于“同化论”,强调外来人员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对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臻的抛弃。民工的社会融合过程是一个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的再社会化、市民化的过程。文章认为功能主义范式的“同化论”所假设的开放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社会排斥与对外来人员的歧视普遍存在,使得冲突论的视角对研究民工等外来人员的社会融合更有解释力。     

反思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必严格区分说”之提倡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是中国刑法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能否严格区分,以及如果无法严格区分该如何处理,是禁止扩大解释抑或允许类推解释的争议。反思争议,已有区分标准无力严格区分二者,扩大解释的概念本身也决定了二者确实无法严格区分;不过,既有的禁止扩大解释和允许类推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合理,前者偏废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后者则无法保全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事实上,如果认识到禁止类推解释的理由只是在于防止法官权力的绝对不受限制,二者之间本就无需严格区分,应当提倡一种“不必严格区分说”,即不必纠结于如何明确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实际也无法明确）,只需给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划定一个边界——被解释事项不能与刑法用语之间存在明显的文义相异即可。至此,二者的区分问题迎刃而解。     

以“主观过错”辨补偿性和惩罚性违约金

违约金可分为补偿性和惩罚性两种,前者在于实现违约金的补偿功效,后者对应违约金的督促功效。违约金双重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对其性质的准确划分,但现行主流标准因自身缺陷在当事人无约定时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界分,导致违约金目的与数额的链接中介缺失,个案公正也就无从谈起。基于此,提出借助主观恶性不同的过错违约和无过错违约间接区分补偿性和惩罚性违约金:过错违约中以惩罚性违约金为原则,补偿性违约金仅在当事人通过特定方式明示时才存在;无过错违约中则仅允许补偿性违约金存在。     

从习语看英汉文化差异

了解中英文化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英语,掌握英语民族的语言文化知识,从而实现民族间的跨文化交际,达到民族间互通、互助、共同提高的目的。通过对部分英汉习语的比较,分析英汉两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

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以作者身份为区分标准,中国现代雅俗文学则应以文化标准加以辨别。从文化人性的角度看,20世纪的雅文学表现更多的是社会人性,俗文学更多的则是自然人性。因此,雅俗之别在于人性,即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如何。虽然20世纪雅俗文学有明显的区别,但总的趋势是互为渗透和走向合流。     

论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典型观

恩格斯对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探索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以及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的理论依据,从而阐述了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原则及其典型观。     

中国古典诗学"言意之辨"的美学生成

言意观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语之一,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品格和诗学品位。本文以“言意之辨”的缘起为逻辑生长点,较全面地论述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义生文外等美学参数及生成机制,以期有效达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与世纪之交西方语言哲学的对话性接轨。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界定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忽视.文章在分析和借鉴发达国家电子商务实践的基础上,就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政府角色的定位与职能界定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尽快培育起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中政府应充当的角色以及应承担的宏观指导、监督管理、参与促进、利益协调的四个基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