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之治”的法治品格及启示

仇和所领导的改革举措在十余年间持续性地拨动着媒体的心弦,而且高潮迭起,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人们叹服仇和之治的改革成效的同时,一些法学专家却对仇之治的法律性质作出了否定的评价。事实上,仇和之治以其推进严格执法、强力反腐、吏治建设等法治化举措充分体现了其法治品格,堪称我国地方法治建设的典范。而且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北山移文》新议

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所批评的是假隐士、真官迷，不一定针对周颙一个人。因此没有必要以与周氏事迹不符合而指责孔氏失真，并贬低孔文的意义。艺术典型不能以历史真实来要求。孔文的艺术特色王要在于假托神灵谴责世俗，不同于一般的动植物拟人化。孔文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讽刺先贞后渎的变节者。     

道是无情却有情——论曾树生的“逃离”与“回来”

《寒夜》塑造了一个丰满复杂的女性曾树生形象,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她与家及家人的复杂情感。对她的先逃离家庭最后又回来,批评界多作道德、文化层面的解读,结论显然是偏颇的,应该看到这里其实隐含着更多的情感心理内容:无奈的“逃离”中蕴含着“回来”的因子,看似无情却有情;急切的回来更彰显其对亲情和真情的依恋和向往。     

“视之为真”与康德的信念论

康德提出我们具有一类被称为“视之为真”的心理状态，其中包括主体对于判断的三个阶段的态度，即意见、相信和知道。康德说明他如此分类的理由是这些态度在主观和客观上的根据是否充分，然而康德事实上谈及三种意义的主观根据和两种意义的客观根据，并且三阶段的划分是依据认知现象性所作出的。一些研究者将视之为真划归“接受”这类命题态度，从而区别于当代的信念概念，这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观点，同时也会丢失康德主张中有益于当代信念论的内容，这些内容至少包括信念的实践性目标、信念的间接意志主义等。     

沉重与悲怆：乡土生存忧思的“大风歌”——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

贾平凹的新作《秦腔》，与他过去同样以故乡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有了更多的思想冲力和深度。小说直面逼视当下乡土生存图景，同时为乡村传统文化的没落唱出深情的挽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写实的笔法忧思乡土生存又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技巧。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关于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几点思考

认定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应注意理解"不报或谎报"、"安全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等客观方面的构成要素;本罪与其他安全事故犯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数罪并罚;本罪与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发生关联适用时,应以本罪论处;本罪属于过失情节犯,而过失情节犯是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的,将本罪规定为过失情节犯属于立法缺陷,因此有必要将本罪中的"情节严重"修改为"造成严重后果",即通过抛弃情节犯、规定过失犯的危害结果要件来完善本罪立法.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防疫政策论析 ———以蒙疆家畜防疫处的活动为中心

1937年末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制定了《蒙疆畜产政策要纲》,计划实施马、绵羊等牲畜的改良增殖及家畜防疫,欲为其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畜产资源。为加强牲畜防疫,培养兽医及畜产技术人员,设立了蒙疆家畜防疫处及其派出机构,进行防疫研究、防疫用各种血清类的制造和兽疫预防工作。目的是保障顺利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畜产资源,为日本的战争经济服务。     

沟通民间的叙事策略——论乡土叙述者文学史意义

乡土人物取代知识分子成为叙述者是1990年代后乡土叙事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90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反思在文学文体上的应证。乡土叙述者的叙述语言打开了一扇通往乡土世界的大门，是对知识分子启蒙视角中知识分子眼光和思维方式的挑战和颠覆，而这其中《秦腔》中引生这个叙述人的出现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它基本上实现了叙述意义从民族国家寓言向乡土生活本身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