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元的心性论与修身崇礼说

本文从唐伯元的治学经历入手,探讨他的学术、思想的渊源与主要内涵:唐伯元心性论的基本结构,他对性与身、心与物、理与欲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将修身看作一个包容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次扩展的过程,以此为孔门学问之要旨;因此,他批评阳明学派“以心为学”的倾向,并着力推崇“礼”学,以礼为儒者内外双修、成己成物的必须遵循的途径。     

黄咏雩爱国词浅析

黄咏雩抗战时期词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与较高的艺术性。其词以日本占领香港为界．可分两期：前期主要抒发对日寇肆虐的愤慨,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后期侧重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广东人民的真实心态。词风悲凉,其原因除时代特征外,还与作者意象选用、声响与色彩的渲染以及典故的使用有关。     

谈高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对策

高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成因从总体上看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应通过改善内部审计环境,严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控制措施,加强高校内部审计队伍建设等方法对策,以达到降低和防范审计风险的目的。     

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

“文革”文学语言是由上个世纪 40年代解放区文学语言发展来的。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 ,在教条的文艺观念的制约下 ,“文革”文学语言运用两种叙述语式分别叙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叙述语言严守规范而缺乏活力 ,文学语言为官方的政治语言所取代 ,语言浅白却单调而且内涵不够丰富 ,呈现出一定的病态。     

论江永女书决非先秦古文字

本文从女书与汉字、女书的作品、女书的造字者、女书的传人、史志记载等方面,探讨了江永女书的起源及其流行年代。作者认为,女书决非先泰古文字,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     

深裘大马歌悲风--金代诗词文学创作论略

女真统治者在建立国家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文化发展的举措 ,推动金代文学长足发展。金代文学创作可以划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在不同的时期文学家群体的组成不同 ,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有较大差异。这一时代有不少女真族作家以其优秀作品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学之林。金代诗词文学创作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苏联因素

抗日时期,苏联由于和中国革命、中共的特殊关系,与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重要交集。一方面,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给予重要的指示、建议,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人事、经费、文本和其他帮助。这些苏联因素促使了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形成;促成了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主体的成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总之,苏联因素对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乃至建国后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民众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野来考察这场运动,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本身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总结其经验对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上行文书的来源及形成

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上行文书,其内容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撰写并呈献于君主的他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些文书内容是经后人抄写整理编辑而成的,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纵横家亲自上传给君主,由史官保存,后交与编写者;另一个是散见于社会上的部分纵横家上书,被门人弟子抄录或被追随者抄录保存,后又辗转到编写者手里。它的形成原因有两个:战国时期争霸活动的需要、选官制度的缺失、个体精神的释放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而为回复君命、为传递情报、为仕途升迁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直接原因。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