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铚著述考

王铚是南宋初年重要的学者、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其中《默记》和《国老谈苑》不仅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也是今天研究宋代文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文根据现存史料,对王经现存7部著述,17部失传著述,5部曾被认为是王铚所作的“伪书”逐一进行考证,又对照《全宋文》和《全宋诗》,辑得佚文8篇,佚诗5首.这些著述及诗文作品,较好地反映出王铚的思想,也是王铚学术及我国南宋文化学研究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地理与考据之学影响下的清代都邑赋

清代都邑赋受有清一代勃兴的地理学与考据风气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清代赋家往往身兼二任，既长于辞赋创作，同时又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尤精于地理学研究；其次，清代都邑赋创作的繁盛与当时的地理学研究在时空两个维度都呈现出了绝非偶然的重合现象；第三，谙习于考据学风的清代赋家创造性地改造了传统的赋注形式，使都邑赋这一赋体题材在保存地域风俗文化资料上的功用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论语》"子所雅言"章辩义

清代学者刘宝楠以为<论语>"子所雅言"章的"雅言"一词指古代共通语,此说在现代几乎已成为定论.该文考察了历史上有关<论语>此章的各种解释,否定了"雅言"为共通语的成说.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乾嘉考据与太平天国史学

考据是人类研究历史的方法;考据大盛于清,以"乾嘉学派"为杰出代表,成果卓著。借鉴"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