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常乃德的史学观

常氏主张以哲学的眼光驾驭材料,区别历史和史学概念差异,用科学的方法、哲学的眼光和艺术的手腕撰写历史,把历史、哲学和史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常乃德史学理论论述已多,但从他史学观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的再探讨,可以加深对其史学理论的认识。     

杨慎汉史考据学探论

明代中叶,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模拟史汉之风渐盛,学风日趋空疏。杨慎针对此种弊病,提倡求实、博学的治学风格。他通过考究汉代名物、辨析汉代史实、补充汉史文本注释之所未及,驳正后人改窜之讹谬及考辨汉代史学著作记载之误,借以倡导务实之学风。     

实物·实事·通考——由王国维商周礼制研究看民国学者对传统考据的科学化推进

王国维的商周礼制文化研究,包含基于实物材料的器物文字考据,基于实事的礼仪制度考据,基于制度变革的文化通考,在考据中加入现代科学元素,有力推动了礼学考据的科学化,实际破除了三代王统道统的经学观念,促使礼学考据向实证礼学、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转型。     

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

钱大昕作为清代著名学者,不仅在史学、语言文字学、历算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金石考据学方面也是成就卓著。在其有关著作中,钱氏详确地阐释了诸多深涩难懂的金石文献的文本意义,归纳并揭示了多项金石文献的行文惯例,考察并说明了某些重要的金石文献的真伪与完缺,并进而利用金石文献的考索成果,补正了传世典籍的阙误。他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推动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长足发展,对后世的学术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十力语要》之文学观

《十力语要》体现熊十力作为现代新儒学开创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既继承又发展的总概性的理路与观感。其文学观主要可以从对义理考据的学术辨析和从义理派角度对考据学进行的批判、其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文学功用观、对文之质与文理之气等概念及其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中西诗歌和古今诗歌区别的比较等 4个方面进行探讨。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周作人的“文抄公”体

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是对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章太炎的考据之文培养了周氏作文的求真精神,他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注重修辞的精确与朴质,这两点构成了周作人的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把章氏的儒家人本主义言说表述为"人情物理"一语,作为"文抄公"体写作的核心价值;"文抄公"体继承了《新方言》借助方言考察中国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史的民间立场,将民俗作为写作的内容主体。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复古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