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编辑·考据·文字--兼谈编辑的职业道德与学养

清人治学,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善为用,影响深远.后来,学界视考据、辞章为小技、末道之风渐盛,以致空疏学风泛滥成灾.编辑,特别是文史哲编辑应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及学养,在审稿和编辑加工时,应正确对待和认真查考核对论者所用材料、引据以及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以努力编出精品.     

袁枚的古文观

袁枚对于古文创作主张取法乎上 ,复古拒今 ,以北宋以前的古文为圭臬 ,批判南宋以后古文为误于南宋理学、前明时文以及清代考据。于古文艺术则要求具有独创精神 ,讲究结构曲折跌宕 ,语言活泼、典雅、有文采 ,与其性灵说诗论精神相通     

传统考据方法演变和发展

考据学已由单一的文献到文献的历史考证发展至地上地下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进而增至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梳理考据方法发展的基本脉络,旨在为考据工作者提供更加广阔的考证视野、论辩角度和审视空间。     

从解释学看《墨经》的诠释传统

从解释学角度去理解和诠释“文本” ,它不应只是“客体” ,而是向解释者开放的意义结构 ,理解是在历史进程中并为历史进程所规定的理解。由于理解是历史性的和连续性的理解 ,所以任何个人理解的片面性都会在同时代的和以后时代的人的理解中得到补充和纠正。正是在这一进程中 ,传统“文本”所包含的潜在意义得以越来越充分地阐释     

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笔谈)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民国时期的考据学风与其兴盛之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的发达以清中叶为最.民国时期,考据学经过晚清的衰颓,一度振兴,几乎笼罩了整个国学领域,以至于文科教学与学者个人的治学方向都深受影响.民国考据学风的盛行,并非突兀而起,而是由内因外缘交织而成.从学术渊源来说,民国考据学无疑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学术潮流的注重实证与国内科学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恰为民国考据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机遇.     

e-考据与中国近代逻辑史疑难考辩

受到"e-考据"研究设想的启发,通过检索和分析"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0)"、"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等电子数据库提供的相关资源,对有关中国近代逻辑史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辩,纠正了一些广为流行的不实之说,初步回答了"logic"一词的日制汉字译名"论理学"最早何时被引入汉语学术界,"名学"和"辨(辩)学"最早何时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以及"名辩"一词何时出现、最早何时被引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等问题。     

赵汀阳：读书是为了思考

赵汀阳的书分为两处。在摆放着电脑桌的书房里．三面墙都是书柜,基本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客厅里有两处书柜,一处摆放着《莎士比亚全集》等图书,一处摆放着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以及一些历史考据类图书。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几千册数量的图书并不算多,但赵汀阳称,自己并不保存所有书,此前已经淘汰过好几批杂书或没什么用的书．都卖了废品。有趣的是,他的客厅里没有电视,他说基本不看电视,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李娃传》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他引入莎士比亚学方法注释文本,引发西方学界关于"过度注释"的讨论;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传文,启发后来学者挖掘《李娃传》中所具有的仪式意义;继中国学者之后,运用传统的文史考证之学,再次对《李娃传》与《李娃行》的关系以及传文的影射问题作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