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中的辞赋成分比较

《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中的赋体文学因素进行了颇具色彩的二度创作。本文以词话本为底本,通过对崇祯本删除赋、新增赋和共有赋的分析,揭示出伴随小说发展,以赋为代表的它类文体在辅助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化和雅化趋势。     

关于《庄子·缮性》篇的三个注释

文章以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作为底本,参考多家注释,对《缮性》篇进行三个简略的校释。同时,在不同的版本中,对《庄子.缮性》篇的注释仍有一些差异,还需学者对其进行推敲、研究。     

《源氏物语》英译本特点分析

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有四部英文译本,不同译本展示了相悖的物语世界。基于译文特色的视阈,采用文本细读、对比研究、引入学者们的批评意见等方法,对末松谦澄、Waley、Seidensticker、Tyler四个英译本进行研究,发现末松译本原文用典把握正确,和歌翻译妥当;Waley使用归化译法,译本选词优美,行文典雅,但专有名词多处误译;Seidensticker用异化原则处理译文,题名翻译不妥,和歌误译;Tyler译本多用长句,用双句手法翻译和歌。     

《双孝记》本事考

明传奇<双孝记>一直没有流传之本,且无佚文,因此仅有几种曲学书录著录,本事不详.今在整理<曲谱大成>稿本时,检出5枝<双孝记>佚曲,对照元传奇<王祥卧冰>,可知<双孝记>为<王祥卧冰>的改本,本事即为<二十四孝>的王祥故事.     

《边城》版本汇校述评

《边城》的主要版本（文本）共有初刊本、初版本、改订本、校正本、重校本和全集本6种。《边城》从初版本到改订本主要是艺术方面的修改和作者创作观念的明显化;从改订本到校正本主要是作者为适应新的语言和道德规范做出的调整,是对其文学观念的再坚持以及艺术方面的修改。版本（文本）变迁中贯穿始终的实际上只有两点：一是“文字试验”,二是作者对其以“生命”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的坚持。综合看来,全集本可称为《边城》的一个“善本”。     

也谈“言意之辨”——基于德语将来时的形式

基于＂言意之辨＂这一中国古代哲学原创理论和方法,藉助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思辨性解说,对德语＂将来时＂这一语法现象进行了逻辑形式上的辨析。突破从语意方面说明＂言＂与＂意＂辩证关系的传统,从语法规则和形式逻辑方面进行了语言哲学相关课题的研究。     

从语言意识差异角度分析汉英中介语

中介语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于其母语也不同于目的语的一种非连续性的语言体系。文章从汉英中介语语言意识差异入手,引用大量语言材料,探讨了由于汉英语言意识本身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地道的汉英中介语现象,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解决办法。     

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西周到春秋末期,诸侯国之间的大事处理实施聘问制度,表达主张为赋诗言志,就是用诗句委婉地表白,对方作答也是如此。早期用的是一首或一组诗,后来只取一首中的几句来说,就是断章取义。这些诗都是当时朝廷编订的礼乐用诗,因此每个时代的诗有些不同,但始终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赋诗必类,即一定要符合诗的本义。早期的赋诗都是天子礼乐,春秋末期除了鲁国外都自己编诗,如《郑诗》、《卫诗》等。到了孔子把这些作品整理删定,就是现在的《诗经》。     

《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本的关系

关于《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书本的关系,学界观点主要有"来源说"与"摘抄说"。"摘抄说"的论据和论点都难以成立;"来源说"虽结论允当,但其立论依据有失偏颇。将《老子》郭店简本与今本、帛书本有关内容相比较,从简本之符号标示位置,以及简本、今本、帛书本中某些章句的划分等方面可以看出,简本《老子》虽然未必是今本、帛书本的祖本,但必然是今本、帛书本形成的来源。     

“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影印《常州宝卷》序

从宝卷的历史发展来看,许多宝卷非文学作品,故不能笼统将宝卷定义为＂说（讲）唱文学＂。作为＂非遗＂的宣卷和宝卷,应弄清近现代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传承的民间宝卷及其演唱形式和它们所依附的仪式化信仰活动。常州地区现代仍存在抄传宝卷为功德的观念,不存在民间宣卷艺人的＂秘本＂问题,宣卷形式仍为＂木鱼宣卷＂。宝卷文献的整理,应发掘和选择民间抄传善本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