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状况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为乡土文学流派的源头，对乡土文学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启悟意义。对此一时期的乡土文学研究，概念研究、思想主题研究以及艺术美学研究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对后起的乡土文学创作和评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碎片中破土——从“震惊”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与物,但在纷繁复杂的意象中,"震惊"一以贯之,成为探寻问题的一个起点和动因。文章从"震惊"的心理溯源开始来梳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以期从这一特定角度对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理解。心理层面,人们以牺牲事物的完整性和鲜活性为代价,发展出一套针对"震惊"的戒备机制。美学领域,"震惊"剥夺了传统艺术的"光晕",而波德莱尔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把"震惊"引入了抒情诗。"震惊"还引发了新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以游荡者为代表的人群,以及以摄影为代表的物象,人的异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宗教文化景观产生的环境背景——以青海石经墙与山西云冈石窟为例

青海石经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在不同地域产生的具有很大差异的宗教文化景观,本文通过对青海石经墙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产生原因的分析,说明宗教文化景观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Health Risk,Inequality Indexes,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equality indexes have long been used to analyz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Studies have recently begun to use these tools to evaluate the equity of distributions of environmental harm. In response, issues have been raised regard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using income-based 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undesirable outcomes. We begin from first principles, identifying a theoretical preference structure under which income-based tools can be appropriate for ranking distributions of “bads.” While some critiques of existing applications are valid, they are not a justification for rejecting the approach altogether. Instead, we show how standard income-based measures can be adjusted to accommodate bad outcomes. Rather than inequality indexes, we argue that 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s (EDEs) are well-suited for this purpose since they account for levels and dispersion of outcome distributions. The Kolm–Pollak EDE is particularly useful, having the advantage of consistently evaluating both bads and their complementary goods (e.g., mortality risk and survival probability). As an illustration, we show how these tools can inform 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alysis of a propos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rule addressing indoor air pollution.     

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模糊博弈分析

针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实施环境行为博弈分析中无法对双方的损益情况做出判断的问题,文章结合三角模糊数构建了政府监管和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博弈模型,分别指出了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均衡情况需要满足的条件,讨论了政府与污染环境企业博弈策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政府监管与企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顺利实施提供了相关建议。然后通过三角结构元方法对算例进行求解,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引入三角模糊概念更加符合实际应用情况,拓展了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的应用背景。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消费者消费的引导和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对企业是否决定加入第三方国际环境审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于E-NSBM模型的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从资源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将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针对该结构建立了扩展强自由处置性下的网络DEA模型——E-NSBM模型,将其与窗口分析法相结合,对2005-2012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系统效率普遍较高而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高,但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改进幅度最大;综合效率表现差的省份普遍表现为高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硫强度。因此,各省应根据各自发展需要来确定资源环境效率的改进途径。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环境优先”原则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环境美德伦理探究

环境伦理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以构建客观的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为主要任务,忽略了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人。面对这种人未到场的环境伦理学现状,学者们开始从美德视角研究环境伦理学。积极心理学是一种研究人类的积极力量和美德的心理学思潮,对伦理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环境美德伦理强调发挥环境保护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积极的人格品质,从而鼓励和影响人对环境的友好行为。     

文化的力量--1~6届全国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回顾与思考

对1~6届全国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回顾综述,对2005—2015年国内森林文化的研究进展作了分析和评介。这十年,是森林文化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的十年,是森林文化研究不断出成果的十年,是森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十年,是森林文化为现代林业注入新元素的十年,也是森林文化与生态文明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的十年。森林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唤醒了全民的生态意识,陶冶了人们的精神情操,凝聚了一批有志于森林文化的研究者。森林文化以其鲜明的绿色、多元、循环、共生的生态理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丰富和提升了现代林业的内涵,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同时对未来的森林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作了思考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