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

西方哲学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转向：伦理、认识和后现代。这三次转向与主体有着深刻的关系。伦理的转向将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成就了人的主体;认识论转向形成主客二元对立,将人异化;后现代的转向意在消解理性的主体,实现真实的存在。然而主体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还有待历史的界说。     

试论文学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

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然而,目前研究中心主要在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翻译行为本身的道德内涵和意义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译者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探索等。这些方面不仅体现在译者的主体品格和译者、作者、读者的对话中,也体现在译者选择和制定翻译策略的过程中。     

儒家伦理思想与企业伦理建设

儒家伦理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精华对企业的伦理建设极其有益。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忠恕”思想、“和合”观念和“诚信之道”等等，分别对企业价值观和企业道德观念的形成、人际关系和企业凝聚力的提高、企业诚信经营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和实践意义，但也有负面影响的生成。     

让缪斯走入大众——批评家在审美行为中的嬗变及其作用

在艺术欣赏的三种历史类型——古代、近代、现代中,审美行为的三个主体也在变化,尤其是批评家,作为审美调节主体的存在,其作用逐渐被重视。通过对批评家在审美行为中地位嬗变的描述,来观照在现代艺术中审美调节的重要性,从而使艺术,无论严肃艺术还是通俗艺术都能够得以恰当的创作、解读和发展,真正的走向大众,获得文明和文化的生命力。     

网络购物消费行为的传播学考察

网络传播渠道和经营平台的特殊性影响了网民网络购物消费行为特征。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网民网络购物行为满足了价格低廉、轻松娱乐、方便快捷、人际交往、安全及追求时尚的需要。网络信息的高度聚合、良好的连通性与交互性、内容的个性生产等是网络购物消费行为的渠道动力。     

伦理经济原理与市场经济伦理

伦理学和经济学仿佛是互有敌意的兄弟。说它们是兄弟,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人的行动和决策的理论,都关心行动和决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说它们互有敌意,因为它们的规范性内容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伦理学追求至善,而经济学追求效率,至善的东西未必有效率,有效率的东西未必至善;追求至善的好心人未必总是得到好报,追求效率的坏人未必总是得到恶报。怎样解决两者之间的这种矛盾,伦理经济提出了若干基本原理,其中最重要的有:善的三重性(道德、效果和效率)原理;伦理经济的双重性(经济和伦理性质)原理;作为伦理学经济的伦理经济原理(如道德利益相容性原理、普遍利益权重原理等);作为市场经济的伦理预设的伦理经济原理(如契约第三方原理、双重效应原理、超动机原理等)。     

历史演进与发展条件——中国志愿行为文化的实践

研究志愿服务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文化,对建国以来志愿行为文化萌芽期的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证性的分析,对志愿行为文化高速发展期的起步探索、组织推动、规范发展、社会体系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模式予以梳理,分析其阶段性的发展特点,从传统伦理文化传承、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公民社会构建与社会治理、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等角度审视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条件。     

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要素,它建构、锁定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伦理;在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之时,血缘文化及其建构的中国伦理在合法性上遭受了质疑;从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到今天的大工业社会,中国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成为一代代学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     

略论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与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保持长期稳定 ,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对公务员的政治行为和职业道德行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加以规范。国家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内容广泛 ,而且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这些行为规范的内容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我国公务员的政治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的建设刚刚起步 ,我们必须不断地作出努力 ,才能更好地贯彻“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根本方略。     

以律导民:秦始皇对两性关系的调整

对秦始皇而言,征服六国并不意味着统一的完成,创建法律制度与整顿社会风俗对巩固统一具有重要作用。秦始皇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十分重视整顿社会风俗,将其与征服六国相提并论。秦始皇制定律法严厉制裁婚外性行为,并多次巡游天下,反复申诫相关规定。这些法规适应了政治大一统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