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合作中机会主义治理机制研究

为了降低技术创新网络成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在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下技术创新合作中机会主义的演化路径,并分析了在分配机制下是否存在最优的分配系数使得合作企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可能性最小,讨论了是否惩罚成本越高网络成员合作效率越高。研究发现：利益分配系数在一定值时,可以使得合作企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的可能性最小;惩罚成本C在达到一定值时,可以使得企业合作的概率最高。     

组织变革背景下员工角色超载的影响作用：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组织变革日益成为我国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以往研究对企业员工在变革背景下的角色压力及其影响后果关注不多,针对380名员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在组织变革背景下,员工对自身角色超载的感知会降低他们对组织的情感承诺,进而提高其离职倾向,并同时降低其任务绩效、减少帮助行为。另外,员工在组织中的参与程度会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具体而言,当参与程度较高时,角色超载通过情感承诺间接影响离职倾向、任务绩效和帮助行为这三类结果的效应就会减弱,反之则增强。这些发现一方面增进了关于角色超载影响作用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也对组织变革和压力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农业纵向分工：服务外包的影响因子测度——基于专家问卷的定量评估

将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分为9个环节,基于农业生产环节交易特性与农户行为能力两个层面,测度农业生产环节进行服务外包的影响因子。农业生产环节的交易特性细分为专用性、规模性与风险性3个维度,农户行为能力则由排他能力、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3个维度表达。基于专家问卷,借助模糊数学和层次分析方法,对影响因子的权重进行定量评估。结果显示,同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农业生产环节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同一个农业生产环节中表现出的特征也有所差异。     

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宽恕的中介作用

目的:调查研究共情对当代青年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宽恕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Hearland宽恕量表与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对461名青年展开问卷调查。结果:青年宽恕、共情以及网络利他行为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青年的共情和宽恕水平都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宽恕在共情与网络利他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共情能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也能通过影响宽恕而间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宽恕在共情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城乡转型区域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长安区486户农户问卷调查,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口、家庭总资产、家庭总收入、借款用途等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针对影响农户借贷需求因素的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省城乡转型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借贷机制为主,联合金融机构做好农户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的区分和指导工作,建立新型信用指数制度,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切实规范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缺失与革新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大学生的罪错案例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促使人们对高等院校的法制教育进行反思和重构。通过反思发现现存法制教育的缺失,通过重构提出法制教育的革新措施,以期为大学生法制教育提供思路并最终服务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幼儿撒谎行为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幼儿的撒谎行为是幼儿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忽视这一问题,将会对幼儿的健康成长造成影响。对幼儿的撒谎行为教育者既不可漠不关心、任其发展,也不可过分斥责、大打出手。文章分析了影响幼儿撒谎行为的内外因素,提出了一系列矫正幼儿撒谎行为的有效策略,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慈善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在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引入慈善理论的基础上,仿效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建立了数学模型,分析了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激励措施,最后根据上述模型分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学分析——以广州市恩宁路旧城改造为例

以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运动频频上演,背后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分析其原因发现,在微观层面上,是因为组织设计中的激励机制如晋升机制、考核机制、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诱发了政府官员有着追求政绩工程的强烈动机;在宏观层面上,是因为组织制度对城市基层政府的旧城改造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来自社会的力量未对基层政府的行为产生有效的影响。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双重原因,致使城市政府热衷于旧城改造,并且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