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型扶贫模式下的群体角色及其行为特征

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有对口帮扶和维稳工作的双重压力。在压力源、压力点和压力氛围的作用下,精准扶贫中的扶贫责任人、扶贫责任单位和扶贫帮扶单位等扶贫群体构成了独特的压力分解与承接工作机制。在此背景下,扶贫群体由于所面临和所分解的压力不同,因此其主体行为和行动特征也就各不相同。而作为被扶贫者的贫困群体,由于其所依赖的扶贫群体的压力和资源不同,使得前者的行为也各不相同,角色特征也会出现异化。总体来看,扶贫过程中存在着扶贫压力或过重、或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适当减轻扶贫者的任务压力,又需要增加被扶贫者的利益压力,从而回到科学扶贫的道路上来。     

凉山贫困彝区扶志的困难与策略

扶志是把脱贫的信心和志气扶起来,摆脱精神贫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贫困彝区由于长期物质缺乏,导致贫困群众精神 层面贫弱, “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凉山地区“扶志”的困难与传统民族文化陋习有关。应该抓住彝族文化特点展开扶志,重 点培养有双语能力的基层干部,把脱贫攻坚的精神融入彝语电影、音乐和壁画,以家庭主要劳动力为重点“扶志”对象。加强贫 困人口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牢脱贫致富的思想基础,防止返贫。     

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

跨界俾路支族群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势力范围的强行划分逐步出现的,并随着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正式固定化。对俾路支族群自身而言,作为各国内部的少数群体,都面临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等一系列族群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俾路支族群分离主义主导下俾路支人跨界联合,将促生一个潜在区域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形成,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就地区安全形势而言,俾路支叛乱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狂,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看,跨界俾路支人聚居区已成为毒品贩运和难民非法偷渡的天然门户,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引发了严峻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正确区分俾路支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叛乱分子的分离主义动机,高度重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作用,切实构建一个容纳俾路支人的命运共同体,是跨界俾路支族群问题治理的最佳路径。     

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目标、原则及路径

探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原则及路径,对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制度协调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目标应该是平等、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其基本原则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坚持公平优先以及制度结构多层次;其路径选择可从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沈阳市农村水利建设

一、农村水利与新农村建设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以饮水安全、灌溉排水、水库除险加固、水土保持和农村水环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水利正是为这一总体目标服务的,其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主要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基于改革开放后的研究

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有政策因素、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信息因素和农业生产因素。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需要针对以上几个因素采取相应措施。     

调适与演进: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探析

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从传统到现代,历经口头语言、实践记忆、实物图符、文字借用、传媒介质、网络空间等形式,各种传承方式彼此之间交叉互渗,盘根错节,共同呈现和统一于文化"一体"之中。文化传承在不同的生存环境、时代背景或社会技术条件下存在着自我内在的调适机制,并随人类文化的发展永无完结地向前演进。     

构建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规范——以中国香港与大陆一起文化冲突事件为例

摘 自香港回归以来,大陆与香港同胞的交流合作愈加紧密。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交际中难免产生误解。加上大众媒体在传播中缺乏伦理导向、对两地文化缺乏深入理解,更容易激发矛盾。文章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框架,并结合跨文化交际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指导,分析2012年初发生的一起两地文化冲突事件,提倡在“建立共识、促进改变和巩固社会的公众空间”中理性交流,并在宏观文化层面确立一种具有多元化、开放性和主体间性的跨文化伦理。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

近些年来,民族关系研究又成为热点,从去政治化的争鸣[1]到新清史的论战,[2]彰显了人群关系中民族关系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国内有关民族关系的讨论存在几个值得改善的地方:只看别人不看自己,把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平面地看问题,不联系历史,不联系背景;不考虑感情,不考虑美德和正义,不考虑尊严;拒绝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对话。因此,把内视、自觉与正义引入民族关系研究刻不容缓。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