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族志点校疑义例举

整理、研究、点校、重版历史民族志 ,需要具备点校的基本知识 ,遵循点校的基本规律 ,懂得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 ,了解各类文化事项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民族的文化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重版的李宗《黔记》 ,由于点校者的粗心、轻率和武断 ,出现了诸多的不应有的失误。本文以李汉林《百苗图校释》一书为基础 ,通过对李宗《黔记》的“刻本”、“铅印本”和“点校本”三个版本的全面勘核 ,指出“点校本”的代表性失误 ,并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旨在唤起学术界对民族史志整理工作的特点和难点的关注。     

关于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目前该地区研究生教育存在着学位授权单位和授权点少 ,分布不均匀 ,发展不平衡 ,教育质量不高 ,导师队伍较弱 ,经费投入不足等现状 ;为此应坚持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和发展的超前性、区域协调性 ,完善教育法规、依法治教 ,提高研究生质量的发展方针 ;应把调整学科结构、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 ,建设现代化研究生培养基地和重点学科 ,提高师资水平作为发展目标 ,可采取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高校办学自主权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教育投入 ,培养基地和导师队伍建设 ,东西部高校合作等方面采取积极策略。     

保安族口承民俗的分析与确认

保安族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神话；传说是保安族口承民俗里最具地域和民族色彩的部分；众多的民间故事反映了保安人的生活智慧和价值观念；保安族花儿因其保安令的运用和独特声调使其个性突出；《满拉哥》《韩营长》类的哭丧歌使保安族宴席曲在多个民族共享的口承民俗中特色显现；保安族俗语和谚语以最精短的语言将生活智慧凝练，是多民族共享的口承民俗；保安族中传唱的民间打调不具民族特色；劳动号子是唯一的保安语说唱形式。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调整管窥

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民族关系的调整方式也因此而与之相呼应。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大致可分为制度性调整、战争方式调整。存在于民间的自然调整具有自发性,但仍与王朝的总体调整密切相关。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探索

西部民族地区的特点决定了其城镇化的基本内涵、现状及演变的一般规律。其在将来发展的目标应是复合性的,目前发展的难点是产业在城镇范围的集聚;基本路径是通过产业聚集使经济资源向城镇集中,进而吸引、留住乡村人口。政府应发挥能动作用加速产业的转化和聚集。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创新研究

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现行制度安排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滞后的重要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 ,即外部利润内部化 ,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 ,才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 ,而产生潜在利润是因为有许多外部性变化。本文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所指出的四类外部性变化具体分析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创新问题。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造就东北地区汉族传统民居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初探

从东北地域文化和文化交流方式的解读入手,阐述了东北社会文化环境引发的两种民居文化交流方式:中原居住文化的移植和居住文化的相互借鉴,指出了地理关联影响下东北汉族传统民居的建造差异。概述了东北地域环境中最能造就东北汉族传统民居特色的三个方面:地理气候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内部差异,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了东北汉族传统民居研究的特殊性和主要切入点。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

近些年来,民族关系研究又成为热点,从去政治化的争鸣[1]到新清史的论战,[2]彰显了人群关系中民族关系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国内有关民族关系的讨论存在几个值得改善的地方:只看别人不看自己,把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平面地看问题,不联系历史,不联系背景;不考虑感情,不考虑美德和正义,不考虑尊严;拒绝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对话。因此,把内视、自觉与正义引入民族关系研究刻不容缓。     

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

跨界俾路支族群是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势力范围的强行划分逐步出现的,并随着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主权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正式固定化。对俾路支族群自身而言,作为各国内部的少数群体,都面临政治参与度低、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等一系列族群发展的本质性问题。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俾路支族群分离主义主导下俾路支人跨界联合,将促生一个潜在区域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形成,这对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构成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就地区安全形势而言,俾路支叛乱组织发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狂,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看,跨界俾路支人聚居区已成为毒品贩运和难民非法偷渡的天然门户,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引发了严峻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正确区分俾路支民众的合理诉求与叛乱分子的分离主义动机,高度重视俾路支部落首领的作用,切实构建一个容纳俾路支人的命运共同体,是跨界俾路支族群问题治理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