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文学中的文化意象初探

北美新华文文学,作为具有特定时空意义和文化内蕴的文学类型,创造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意象。这些意象包含有文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内涵,因而可称作“文学性的文化意象”,此种意象的营造应该是北美新华文文学的重要诗学特征。     

回到索绪尔:语素形位原理初探

语素形位是语素作为系统要素的价值实现的机制,也即语素间相互区别的原理;是统摄语言和文字这两个符号系统的要素的形、音、义于一体的区别性单位;是与某一概念联系的音响形象或视觉形象的心理印记。索绪尔虽未提出语素形位概念,但其理论表述中蕴涵了这一概念的原理。语素形位原理已为神经语言学研究所证实,在语言学研究中所具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以及普通语言学理论意义。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存在之真理及其政治哲学之解构

从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观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真理观 ,来看待政治这一人类事务领域 ,我们发现马克思、海德格尔攻击柏拉图主义与解构政治哲学是合为一体的。存在之真理观不允许对政治作独立的流俗性理解 ,它所能容纳的只是存在自身出演的方方面面的戏剧 ;“生存———实践”观则真正终结了柏拉图肇始的政治哲学 ,指示了根本的政治问题解答的先在标准只能到经济领域中来寻找     

阶级分析理论起源新探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阶级斗争话语在隐退多年之后又呈复归之势 ,此时探讨阶级分析理论的有关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阶级分析理论的起源 ,已有的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首创者”维科、阶级斗争的“天才发现者”圣西门以及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等人的理论都不是阶级分析理论之源。实际上 ,阶级分析理论早在古希腊业已提出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已经进行了系统的构建和运用     

论哲学层面的理念与表征

哲学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精神自觉 ,以在思维中最具体的方式表现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则是人之本性在哲学上的理性抽象和升华。哲学关注的理念与哲学表征关注的方式就是生活着的人类作为生活的主体对自己的实践———文化的存在方式的最高反思。哲学与人类的本性及存在方式的关系是不变的 ,每一历史时代的问题却是不同的。哲学应当变换其表征方式 ,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存在方式和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哲学与时俱进 ,就表现为哲学的问题意识与话语范式要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彭阜民翻译理论与实践评析

彭阜民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不仅在翻译实践中硕果累累 ,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有独特建树。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不仅对于专业翻译工作者有借鉴作用 ,对高等院校从事翻译课教学的教师来说 ,也具有指导意义     

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评析

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与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参照的 ;“aesthetics”经历了由感性学到美学再到感性学的“游历”过程 ;在美学回归感性学的时代 ,现代派文学与审美现代性在非理性的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 ,即美学经过了理性主义的“审美”阶段之后 ,随着“城市感性”的发育 ,进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审丑”阶段。而现代派文学的感性核心是关于身体的现代感性学     

美与艺术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从逻辑和历史的双重角度来看,美与艺术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在理论上,美和艺术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假说,是出于为艺术赋予美的价值这样一种动机,即把"艺术应该是美的"和"艺术必然是美的"这两个命题混为一谈。在历史上,艺术的本质是美的这一假定,是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局限于自己的时代而得出的一个以偏概全的结论。这种传统的误解既不利于美的研究,也不利于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