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农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调查——以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为例

调查了湖北省两个市农村留守农民共计245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结果表明,当前湖北省农村留守农民整体幸福感指数中等偏上,但在具体的幸福感维度上,表现出经济状况幸福感和社会环境幸福感状况满意度偏低。建议国家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惠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在继续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解决物价高、看病贵、小孩上学难等问题上力度要更大。     

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研究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事实上却在行使着该权力,检察机关行使该权力的规范依据见于现行司法解释。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的行使范围是民事诉讼违法行为。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方式多样,但应当严格禁止使用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或者财产权利的强制性调查措施。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程序包括启动、进行和终结三个方面。     

论行政裁量权的司法审查标准

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如何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显得尤为迫切.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审查,但司法审查不是无限制的,只有当行政裁量权被随心所欲地独断使用从而导致违背立法意图时,司法机关才能对它加以限制.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需要设计适当的审查标准.     

女权主义视角下的权利追问

权利不仅仅是一种概念,更是一种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观念;权利与一般的公平、正义不同,其更注重主体的主张或要求;权利应该是平等的,不仅是形式的平等,更应该是实质的平等。女性权利是人权问题在权利设置中的反映。     

赖账行为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企业拖欠债务状况已十分严重,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企业亏损,无力偿债;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制约银行自主经营;产权制度和法制不完善,无法有力保护债权人利益;社会伦理道德的不良影响,诱导债务人拖欠债务等。根据目前情况,应着力建立完善产权制度、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以促使企业债务改善。     

论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2007年10月1日起我国颁布施行的《物权法》被视为是私人财产保护的权利宣言,人们对其予以很高的期望。但《物权法》并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各地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将公共利益作随意扩张,以公共利益名义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时常发生,从而不能有效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不仅有助于《物权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而且有助于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数据可携带权的法理逻辑和制度构建

基于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和反垄断目的的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个人数据主体和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冲突。以数据生产为视角审视数据可携带权,该项权利可以有效降低数据生产的成本,并有助于构建统一的数据市场。将个人信息主体与数据处理者统一于数据生产,可以有效弥合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数据生产指导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构建,数据可携带权的客体应涵盖衍生数据在内的所有个人数据。同时,在制度设计中要协调数据可携带权与知识产权、他人数据权利的冲突。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摒弃旧的妇女观充分发挥女性的社会功能

本文分析了旧的妇女观对社会及妇女自身心理的不良影响。提出了妇女应享有的权利、应履行的责任,认为强化社会参与程度是摒弃旧的妇女观的有效途径。     

论科技成果管理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大量的科技成果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而不断问世,知识产权也随之产生并出现争议。本文阐述了科技成果管理过程中产生知识产权争议的原因及其所采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