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异质性背景下的农民合作社小农困境分析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合作社发展中是否存在小农困境引起学界关注;结合具体案例,本研究对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处境进行分析,并尝试着对小农困境进行理性思考。分析认为:无论是合作社发展中"大农吃小农"的逻辑,还是成立合作社是"小农理性选择"的判断,都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困境;同时,文本提出了若干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权益保护策略。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山寨现象”的知识产权法律分析

山寨现象涉及商标侵权判定的模糊区域,在认定上要处理好商标保护与自由竞争价值之间的平衡。山寨产品侵犯专利权的可能性极大,对于山寨产品中体现的创新元素,要鼓励其积极申请改进专利。在我国还没有对形象权加以立法保护的情况下,山寨娱乐中利用与名人相似者作广告的行为难以认定为侵权。对山寨现象要规范,把山寨现象所体现的创新动力融入已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和文化中。     

论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及启示

公众共用物起源于古罗马法,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之英国得到专门化规定。英国公众共用物法律不仅对其共用物进行明确定义,并构建公众共用物进入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公众进入共用物的权利。这种公众进入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公众共同使用的权利。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启发我国公众共用物法治构建应突破传统私法的规制,在构建使用制度时应符合我国现实需求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取向,有效缓解公众共用物悲剧的发生,保障公众的使用权利。     

合村并居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价值选择

合村并居涉及集体土地的征用、土地整理、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管理及农地承包经营等各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中国农村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集体财产权制度的重大变革。打破传统法经济学效率唯一论,运用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目标对该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合村并居的不同发展阶段,必须为集体所有权制度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即寻找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城中村、城边村的改造必须强调土地征用的合理补偿,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强村、大企业主导的村庄兼并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相结合,使各方集体资产得到平等对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景下的村庄联合须以最小的公平损失换取最大的效率为原则,提高社区集体资产整体运作效率优先,兼顾社区公共资源的均等分配。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信息化路径

农民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体,其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信息化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结,实现农民主体地位是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目标,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要以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为基础,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以信息化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以此推动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     

高职教育要紧扣专业特点——以法学高职（专）生规则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培育为楔点

高校素质教育要紧扣专业特点。以对规则意识与权利意识的培育为切入点,对法学高职生素质教育的基本思路与方式进行初步探讨,着重论述了规则意识与权利意识培育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培育的途径与方式。     

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物权的公示是物权权利的公示 ,而不是通说所谓的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同时 ,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占有而不是交付 ,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登记簿而不是登记。物权一经公示 ,应产生公信力 ,以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 ,在立法上 ,应当确立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占有的公信力 )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     

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

知情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立法严重缺失,法律救济步履维艰。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知情权救济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理论,提出如何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