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分析——基于地理集聚视角

集聚是当今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利用空间经济学的原理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度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体金融服务业不是在集聚,而是扩散;借助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服务业的地理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Granger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和中国的整个金融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业促进了当地经济长期增长,但当地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     

由习语、谚语来看中英民族文化底蕴的差异

习语、谚语,是特定区域的人们对日常生产生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一般精炼短小、富有哲理,极具民族文化特色。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价值观念、宗教和情趣的角度来探讨各民族文化底蕴的特征,有助于对习语、谚语的精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语言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论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模式

TRIPS协议详尽而富有可操作性地规定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为了与TRIPS协定的规定衔接并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我国在新商标法中明确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从地理标志的界定及其意义、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定以及各国的保护方式、中国对地理标志保护的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我国的保护模式,以求能对我国加强地理标志的保护有所裨益。     

我国古代梅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化现象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跨度大,梅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自古梅在秦岭、淮河以南自然分布广泛,江南地区和云南等地分布、种植尤为繁盛,海南也有分布信息。梅在陕西南部、黄淮之间及山东南部地区也属自然分布。梅在秦岭、黄河以北分布渐少,唐以前相对温暖时期与宋以后相对寒冷时期,梅的分布北界都在今山东滨州、河北邢台、山西临汾、陕西渭水沿岸、甘肃天水一线,并无明显变化。宋元以来北方地区梅的衰落主要是分布数量减少,而非分布范围缩小,主要应由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持续退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所致。受上述分布格局的影响,传统梅文化在物质生活基础、文化创造主体、精神象征意义和历史发展过程上都打着鲜明的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烙印。宋元以来,随着梅文化地位的不断高涨和社会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地区梅资源的稀少和缺乏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相关话题和文化情结。元以来,北京地区出现“南梅北移”、盆梅栽植、堂花育梅等方式,创造了一些即时实地赏梅的条件,拓宽了梅花观赏文化的发展空间。     

查尔斯·威瑟斯与英国历史地理学的“地理知识转向”

本文概要地回顾和评述英国历史地理学家、爱丁堡大学教授查尔斯·威瑟斯（Charles W. J. Withers）的研究脉络和学术成就,并讨论他在晚近以来的英国历史地理学中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独立研究之后,威瑟斯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区域历史地理（以苏格兰研究为主）,到“地理知识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转向。对于地理知识以及相关的仪器、书刊、组织、人员等的关注,在挖掘英国地理学丰厚的历史资源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既是对地理学史的重新书写,也在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之外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笔者将其称为英国历史地理学的“地理知识转向”。威瑟斯藉此参与和引领了英国历史地理学的最新进展。本文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扼要的反思。     

互联网发展、国家距离与跨国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

选取2001—2017年发生的1 066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探讨东道国互联网发展、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进入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经济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部分股权进入模式;文化/地理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全资进入模式。     

中国与泰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比较研究

中国与泰国都是TRIPS协议的成员,同属于农业国,地理标志产品多为农产品.另外,我国南部盛产水果和水稻的地区的自然条件也与泰国很相似.通过对中泰两国地理标志的定义、保护模式、申请注册、主管机关、特殊商品的保护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借鉴泰国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法律规定,提高地理标志保护水平.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时代契机与策略选择——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视域的研究

基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影响力、生产者的生态保护意识及地理标志的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剖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指出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乡村文明”为阶段性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是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时代契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来看，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发展之路不应该是一条单调的发展之路，而是兼及经济、生态与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其一，建立若干适当的产业集群，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其二，积极保护原产地的自然环境，倡导生态农业；其三，深入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历史意蕴，塑造鲜明的品牌形象。     

文明的自性

文明总是处于生成之中,但就其本性而言,文明又总会努力守持其本原性的历史文化规定性,并以此为前提,处在一个不断自主性地扬弃旧我,又从其他文明中吸纳养分以重构新我的过程中.一个文明既不是又仍然是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仍然是其先前所是的那个文明;亦即,在其自主性的发展中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一个有生命力的文明会努力葆守其本原性的历史文化规定性,同时又不断创造性地重构自我.     

Jerusalem's Population, 1995–2020: Demography, Multiculturalism and Urban Policies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new projection of Jerusalem's population to the year 2020. Cultural,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ends within the city were analysed for eight main subpopulations featuring different ethnic, religious,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eparate assumptions on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were developed and projected based on 1995 estimates of size and age-sex composition for each subpopulation. The selected results presented here focus on the balance of the Jewish versus the Arab and other population, and within the Jewish population, of the more religiously observant subpopulation versus the rest. Th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y and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s. Implications of expected demographic trends for urban planning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are discussed within a broader evaluation of local and national policy 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