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命题,指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党的整个奋斗历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理论之源,赋予了党披荆斩棘之动力;“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实践之源,强化了党勤政为民之责任;“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品质之源,锤炼了党愈挫愈勇之韧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价值之源,笃实了党矢志为民之决心。伟大建党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近代职业指导运动的实践与反思——以上海职业指导所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职业指导传入我国。1927年上海职业指导所成立,它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面向社会的职业指导机构,它的活动内容包括职业介绍、就业指导、升学指导、生活指导、委托代理等。上海职业指导所的成立和运作把近代中国的职业指导由理论变成了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以个案的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职业指导运动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职业指导的时代特征。     

本科会计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探讨

传统的会计实践教学主要以会计业务的手工模拟和财务软件模拟为主。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着重形式轻效果的弊端,与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因此,要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建立和完善本科会计实践教学体系,从会计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安排入手,使会计实践教学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服务。     

对推进大学生党员主体性教育的几点思考

推进大学生党员主体性教育必须确立和强化大学生党员主体性的教育理念,突出被教育对象的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开展分层次、分阶段教育,必须创新大学生党支部建设,增强大学生党员党性修养的实践教育,并通过推进大学生党员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来增强大学生党员主体性教育的效果。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思考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教学,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特点、性质、教学目的及教学任务决定的,也是人的认识规律和青年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的逻辑必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应遵循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规律,切合高校教学改革的实际,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应建立健全“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     

国企改革中MBO的实践及思考

在我国各地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中,管理层收购(MBO)被付诸大胆的尝试。尽管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律环境欠缺,MBO仍由默默无闻的个别行动发展而成近年大规模涌现、并引发理论界、政府及公众热切关注和争论不休的态势。     

《新编大学英语》精读课实践研究

加强学生听说能力和交际能力即英语实用性能力,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新编大学英语》精读课课堂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出发,提出教学的新模式CTA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及成果,旨在为中国培养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英语专业人才打好基础。     

师范生实习支教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实习支教指高师院校师范生在完成相应课程后到农村中小学进行“全职”教师岗位实习。师范生实习支教是我国改革实习制度和应对农村教师短缺的一个创新举措，在全国多地广泛实施后，受到社会、高师院校和师范生的一致好评，对缓解师范生实习压力和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还需将实习支教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倾听实习支教师范生的声音，关注实习支教教师的前身份，关注实习支教师范生与受援学校情境的互动。     

浅析本科院校《导游实务》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本科院校《导游实务》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针对目前本科院校《导游实务》实践教学效果不佳、教师实践经验不足以及学校对学生职业素养培养不够等问题,提出学校应该从教学手段和方法、师资队伍结构以及教学理念上进行改革,丰富实践教学形式、科学调配师资结构、改革招生方式、重视学生导游素质的培养。     

Enacting reflective and deliberative practices in action research

ABSTRACT

We consider action research as a form of 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This analysis explores a “reconstruction clinic” in which stakeholders and public officials engaged memories, hopes and obligations as they sought to resolve controversies over detail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e ask how institutional design shaped participants’ reflective and deliberative progress. Reflection in action can prompt not only changes in cognitive frames, but new behavioural capacities for action. Deliberative practices can shape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es through the work of apology, recognition, appreciation, and emergent collab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