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的逻辑意蕴

作为一种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和践行,以一系列新内涵和新特征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超越,体现了各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取决于各自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要从遵循独特性、人本性、整体性和非扩张性相统一的逻辑视角,深刻领会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特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需要,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遵循。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论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

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其核心诉求就是通过政治来获得秩序,通过建立国家与政府的统一性的政治权力,来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最广泛、最基本的秩序。建立秩序的政治是人类营造其文明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前提和最普遍的基石。因而,没有政治就没有秩序,没有政治提供秩序的民族,即是一个混乱、贫穷和受人欺凌的“无政治”的民族。成为一个政治民族是各民族国家首要的政治文明追求。同时,作为秩序的政治文明,其追求秩序的方式需要发展由单一政治中心向民主建构秩序的方式过渡,和由民主建构秩序到自由建构秩序过渡,并最终达到秩序与自由的平衡。     

太皞伏羲氏与中原文明

中原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展地区,其中以太伏羲氏与龙文化最为突出。太伏羲氏是不同部落在中原融合的结果,而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同样是在河南濮阳“龙”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因此,我们关注中原地区历史与文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播中的责任主体

自2018年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引领国家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不仅指导着政府与企业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而且引领全社会接受这一新观念和自觉落实于行动。当前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播显得尤为迫切,研究发现目前各类传播的责任主体界定尚未明确,传统媒体依然是主要的承担者,议题传播效果不明显。基于此,本文针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播主体的责任与使命,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要求,以及该项传播面临的众多生态议题;分析了传播主体的价值,即为什么要明确责任主体、谁是责任主体;阐释了生态文明传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包括责任主体的缺失等;最后提出怎样落实传播责任,从传播内容与方式提出政府、媒体、学校、企业、环保组织与个人作为重要责任主体应如何承担传播责任,除了各自明确责任,还应形成合力,协调合作,完善传播机制,稳定传播议程,发挥实效,最终促进观念落实和生态文明建设。     

试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乡风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当前乡风文明建设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还不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为此,必须深化对乡风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引导和农村的文化建设,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支柱。     

长江三角洲文明化进程中刻符与文字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经夏商湖熟、马桥文化,到两周吴越国家的形成,经历的是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文明化进程。在此背景下,陶器刻划符号和文字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特点。新石器时代良渚刻符是长江三角洲史前符号发展阶段最进步的水平;此后马桥文化刻符却并非良渚刻符的后继,而与中原夏商文化有了初步联系;至两周时中原铭刻文字进入该地区,取代原有刻划符号而成为当地的先进认知系统。刻符与文字的这一发展历程,与其文明化的步伐相一致,是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The ‘gong beat’ against the ‘uncultured’: contested notion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Mongoli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ongolian concept of ‘culture’ (soyol)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te socialist and post-socialist eras. The notion of culture and those without it – the soyolgui or ‘uncultured’ – played enormously important pa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et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hows a transformation of this highly normative concept from a category associated with teachings, doctrine, ethics and nurturing to one linked to modernist notions of hygiene, secular education, urban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addition, however, it became a category that included a set of historical styles and works thought of as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soyolyn öv). This was the result of a movement that in the late socialist period led to the critical re-evaluation of earlier Eurocentric uses of the ‘culture’ concept, and that sought new applications of the notion of ‘civilization’ – in particular by popularizing the metaphorical term ‘nomadic civilization’ (nüüdliin soyol irgenshil). I argue that these strands of thought have become central to the new nationalist politics of post-socialist Mongolia and form the basis of what remains by way of political orthodoxy,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Soviet ideology.     

生态文明视域下宜居城市构建路径探析:基于重庆的实证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以重庆市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层次分析法、风玫瑰分析法对重庆宜居城市建设的现状进行了评价分析,发现重庆市的生态宜居性总体水平较差,虽然其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良好,但是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社会保障三项指标存在明显短板。在今后的建设中,重庆应该积极寻求"新常态"下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宜居城市建设之路,坚持五大功能区的定位延续其组团式的城市空间格局,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以此构建山水城市、宜居城市。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批判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认为自然是人类的奴仆。在启蒙理性的主导下,控制自然的权力和理性的知识是同义词,科学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然,并达到进一步控制人的企图,控制自然成了一种与权力相纠结的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是导致环境和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