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趣”——《西游记》的审美品格

在对小说《西游记》的解读上,人们长期沉湎于“释魔证道”,这其实是对《西游记》的误读。这种误读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对《西游记》审美品格的把握。认为,“童趣”构成了《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而且,《西游记》的童趣品格并非突兀而成的,它有着中国传统的审美背景,袁宏道的“趣论”便是这一背景中重要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之所谓“趣”即相当于现今所说的“童趣”。那么,以袁宏道的“趣论”观照《西游记》,便能较好地把握《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西游记》的“童趣”表现为:去除装饰的“天真之趣”,无视规范的“叛逆之趣”,挣脱约束的“自在之趣”。     

多元视野中幸福理论及其对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的现实意义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研究代表了当代幸福研究的重要取向,生活质量包括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两个部分,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主观幸福感测量问题。主观生活质量测量力图对主观幸福感调查建立起科学而严格的标准,使得幸福测量具有稳定性、可信性和有效性。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关于幸福内涵的一点探索

文章对幸福的内涵作了新颖的探索,认为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统一体,外在幸福是指主体所欲求的对象或目标的满足,从满足内容上可分为生理的幸福、安全的幸福、爱与归属的幸福、尊重的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幸福,从实现满足的途径上可分为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闲暇和自我六个方面的幸福。内在幸福则是因这种满足状况而产生的良好的精神状态,分情绪、认知和境界三个层次的幸福。最终决定内在幸福的是主体的自我,自我分肉体自我与精神自我,精神自我在追求外在幸福时,反映为外向性自我;在主导内在幸福时,反映为内向性自我。自我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交汇点,是人生幸福的根本。     

傈僳族民间文学的生态审美之维

我国是一个拥有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对生态美学理论的建构不能遗漏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傈僳人民长期在自然界的生存实践使他们养成了一套独有的生态生存智慧,民间文学凝聚着民族的灵慧和精神,用生态美学这把新标尺去重审傈僳族的民间文学,探寻其特有的诗意生存的美态,重构其新的文学价值,无疑有助于当下生态文明的建设,有助于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找到一条“返乡”之路。     

哲学视野下当代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幸福观教育

追求人生幸福与人境和谐是人类生活永恒不变的主题。我国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同样面临着＂幸福在哪里＂这样的人生困惑,究其原因,是由于三等学生的心理落差、苛严僵化的管理模式、单调乏味的娱乐生活所造成。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民办高校努力营建和谐幸福的校园环境,传递人生幸福感的正能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     

把握新时代幸福观的三个维度

新时代幸福观的哲学之维即从唯物主义出发，在主体上、形式上、目标上继承唯物主义的哲学先进性，为实现人民幸福的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向；实践之维在于全体人民结合新时代国情通过劳动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民生之维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力图通过提高生产力完善制度机构，在关注民生和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幸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     

社会指数研究中文化差异与幸福感研究关系探析

关于文化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幸福感判断,学界存在两种相反观点： 一是认为文化差异会造成情感、心理等因素上的差异,从而影响自我阐释和幸福感的判断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背景差异不会导致调查结果差异。通过社会学调查实例结论,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 前者更倾向于具体指标的分析,对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参与更为有效;而后者则将各指数因素归纳作整体把握,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若要完成有效的政策制定参与,应重视社会指数研究的旨向与目的,将前者纳入后者调查范围,重视数据的二次分析。     

理工类高校博士研究生幸福感情况探究——基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调查

通过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全校工、理、管、法、文等专业共计784名博士生中发放《博士研究生幸福感调查问卷》,真实了解理工类高校博士生幸福感状况,分析存在于读博动机及读博现实中,导致博士研究生幸福感水平低的因素,结合多年来在博士研究生思政教育方面的工作经验,从理想信念、学术科研、导学沟通、职业规划方面对提高博士生幸福感提出建议.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