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嫦娥”的文学阐释及意义生成

神话是一个可以被重复演绎的隐喻世界。嫦娥奔月是内涵丰富的远古神话之一,几后世文人把＂嫦娥＂作为寂寞之思的美丽载体和诗意生存的极致象征,亦在她身上肇启出关于现实生存和女性情感的思考与批评。     

生态中心论的整体主义思想探究

在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生态中心论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它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为自然是一个进化发展的生态系统，具有客观性与先在性，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生态系统的价值具有内在性和优先性，人类道德关怀对象应从人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这种整体主义的环境哲学，体现着当代哲学范式的转向：从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向现代有机论自然观的转向。一些学者对它的质疑和诘难，根源就在于没有这种哲学范式上的转变。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众说纷纭,主要有最高司法机关说、司法机关说、法院说、法官说和折衷说等观点。从实然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应采最高司法机关说;从应然的角度看,则宜采法官说。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解释主体的法定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解释形式的规范性、解释内容的司法性和解释效力的普适性等特征。     

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主张把伦理学视域扩展至大自然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思潮之一。以生态学与生态链相互联系为学科背景与论证依据,以实现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为主要诉求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在其规约与统摄下,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拓宽道德关怀视域,即伦理关照从传统人与人之间扩至整个生态系统。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盖娅假说、深生态学分别从不同视角与层面阐述与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石仓契约》俗字释读疏漏补正

文章对《石仓契约》中俗字释读疏漏进行了考释与补正。“//”均当为“背”的俗字,而非“堦”或“嘴”字;“”当为“此”的俗字,而非“尖”字;“”当为“短”的俗字,而非“缺”字;“”当为“尖”的俗字,而非“炎”字;“二小二勿”被误释为“二小二不小”,实为“二丝二忽”;“统纳”被误作“统纳”,实为“充纳”,“搭”被误作“榀搭”,实为“品搭”,其中“充”“品”分别受“纳”“搭”类化而作“统”“”。     

法律解释的认识论困境及其消解

在主客二分的认识图式下,法律解释的目标是追求具有客观实存性的立法者意图或者文本意图,然而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难以摆脱其在认识论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的悖论.对法律解释的认识论目标进行哲学检讨,可以得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犯了真理符合论的谬误,因在本体论意义上对真理错误的预设导致了认识论目标的谬误.所以,必须对法律解释的目标重新检讨,将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有效性区分开来,而法律解释的有效性是通过融贯性和共识性共同保障的.     

《琵琶记》意义新探--兼谈悲剧的形而上特质

现代有关<琵琶记>意义的诠释,包括当前主要的"伦理矛盾说"和"性格缺陷说",皆未出"五四"以来现代话语结构中对传统儒家思想及国民性批判否定的层面.而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重要悲剧思想,无不强调悲剧的形而上特质,其中包括终极性认识和终极性超越两个方面.作为经典悲剧作品,<琵琶记>具有较之以往理解更为普遍的深层诠释空间,其间所表现的父子之间"孝"与"孝",君臣之间"孝"与"忠"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展示了理想价值体系在具体时空当中的分割、对立和冲突,体现了有限中的人对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个更深层次的诠释,不仅丰富了<琵琶记>的意义,而且能够加深对悲剧本质的认识.     

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合理性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该罪名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司法实践与效益对比诸方面均存在缺陷,并且无法通过解释论进行解决。从短期来看,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时,司法上应该废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将相关行为纳入相关犯罪条目进行规制;从长期着眼,应该坚持平等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刑事政策,彻底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     

行政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以乌坎事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为契机

随着乌坎事件这类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不断在民众面前上演,利益的次序被不断模糊,行政法的解释面临正当性的挑战。实践的理性要求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更多考虑社会效果,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对法律作出合乎中道的解释和运用,即须进行利益衡量。它对行政法解释中的价值补充、法律漏洞和狭义的法解释方法不可或缺,需要在法解释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     

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