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隋唐时期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制度在隋唐时期施行中的不完善,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在用人方面由贵族门阀制度向科举制度过渡时期的一种反映。到宋代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也就更显成熟和完备。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中国古宫词含义考辨

以宫词为题的诗是宫词的研究对象,如何对待那些数量可观的无宫词之名、却有宫词之实的诗,关键在于宫词含义的理解。通过梳理历代宫词之渊源流变,考察出宫词是以妃嫔宫女生活为主要描述对象,此为核心含义宫词,其中包括宫中行乐词与宫怨诗二类;又有不涉宫女之事的宫词,即为边缘含义宫词。     

清代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法定文体,在其运行的几百年间,为统治阶级笼络人才,巩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陈旧、刻板的弊端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暴露。在清代就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这几次改革对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小说家视野里的陶瓷文化--兼谈《陶瓷物语》等景德镇地域文本的创作

小说家视野里的陶瓷文化,以闪烁着千年窑火的辉煌的景德镇为研究对象,结合小说家以此地域为背景的<陶瓷物语>等文本的创作,探研陶瓷文化的母性特征,海纳百川的母性的胸怀;寻觅御窑皇瓷和民间青花的特质及交融关系;感悟炼瓷就像人生历程,人的情感的丰富脆弱犹如瓷的珍贵.     

论科举文化遗产

科举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大类,兼具传统考试文化、儒学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性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历史性、传承性与多功能性.应加强科举文化遗产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普及科举文化遗产知识,深入开发科举文化资源,进一步发挥科举文物、文献的人文与经济价值.     

天朝女试：李汝珍的理想科举

<镜花缘>中的天朝女试是李汝珍理想的科举:不以八股取士,而以诗赋选才且不论官职,考生博学多才,考官清廉识才,考规宽厚优遇,充满人性化的色彩.女试以康熙朝博学鸿词科为蓝本,表现出作者对博学鸿词科的向往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