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会捐赠与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利益结构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高校社会捐赠属于公益捐赠,是捐赠者的一种经济社会行为。从分析社会利益结构的发展变化出发,运用经济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认为高校社会捐赠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我国高校社会捐赠事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从和谐管理理论到和谐社会的机制分析

面对多元化的社会冲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在回顾和谐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在复杂多变环境下基于智能体的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的和谐机制,指出智能体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变化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谐管理就是要改造和实现一定的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实现社会智能体“以人为本”心理偏好和行为模式。     

国际制造业基地目标与江苏制造业集群培育

对于江苏来说,国际制造业基地目标意味着在10年内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3倍。如何实现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战略目标呢?大力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的竞争合作机制,能促使成员企业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分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和对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产业发展空间、地理区位、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江苏省应当重点发展信息、石化、医药、纺织、装备、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等6大制造业集群。     

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与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为整体目标,以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配置、人际利益关系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等自由为价值依归的社会秩序状态。和谐社会在形式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主体行为的规范性、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等。其实质方面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公平合理配置和整合,社会利益冲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和机制得以公平合理的解决,进而实现多元社会利益动态综合平衡。中产阶层的法律行为方式具有理性化、讲平等、重诚信、守法度等特点,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缓和与消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社会功能。     

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的时代意义

探讨农村弱势少年儿童的教育实践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的时代意义:即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和谐社会;农村弱势少年儿童群体的教育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场域论社区发展理论认为,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社区是地域性社会内不同利益群体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整合起来的社会互动场域,社区发展的本质就是地域社会内居民的自组织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对发展我国社区建设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应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考虑到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功能。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下,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约束力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民族地区只有在维护自身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协调功能。因此,民族地区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把其改造成为“强生态文化”,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适应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     

动机与第二语言习得

动机是学习第二语言成就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实验已经证明动机在人类认知过程中起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本文打算对动机，融合性动机和功用性动机及其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做一些探讨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基因编辑的刑法规制 ——兼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以及可遗传等,该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因编辑的风险。按照基因编辑的目的,可将基因编辑分为治疗型、预防型和增效型三种。增效型基因编辑以及将人类胚胎植入动物体内或将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严重违背医学伦理且造成人类毁灭危险,应属于刑法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其他基因编辑行为也应视情况构成毁坏财物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等。此外,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时,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视情况认定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