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 对安徽省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拓宽国内资金需求渠道的同时,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迎合了装备制造业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双重特征。当前,安徽省装备制造业处在资本密集型占主导的发展阶段,对 FDI的偏好性较强。研究表明,安徽省装备制造业与FDI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FDI能够有效促进安徽省装备制造业发展,但安徽省装备制造业对FDI的吸引力较弱,且各具体行业对 FDI依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一方面,安徽省应注重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安徽省装备制造业对FDI的引致能力。     

中国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因素分析——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为探究工业行业碳强度变化的成因,基于Kaya恒等式的碳强度分解,以碳强度表示产出,以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为投入要素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通过各要素的碳强度产出弹性反映各要素对碳强度的贡献;并运用通径分析法进一步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碳强度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技术进步抑制了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增长,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拉动了碳强度的增长,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对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影响显著,因此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关键在于减少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能源消费量、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起直接抑制作用;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量对能源消费结构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起直接抑制作用。可见,工业行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较强,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应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波特假说”的人力资本条件分析与检验

“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运营商产业链延伸合作模式及策略研究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电信运营商开始转型,加强产业链合作,服务提供商(SP)、内容提供商(CP)等互联网企业和终端制造商是电信运营商寻求合作的重要方向.文章分析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运营商开展产业链延伸合作的动因;提出了平台开放型、股权投资型、战略联盟型等三种电信运营商和SP/CP的合作模式,以及合约合作型、深入定制型、运营商自建型等三种电信运营商和终端制造商的合作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了电信运营商与SP/CP以及终端制造商合作的模式选择策略,以期为中国电信运营商开展产业链合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美快消品行业企业简介体裁对比分析

文章根据专门用途英语学派的体裁分析理论,构建了商务体裁研究理论框架,对30篇中美快消品行业企业简介进行了体裁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中美快消品行业企业简介语步结构基本一致,但二者在语步和步骤的选择频率、介绍性语步和劝说性语步的实现形式上存在差异。      

新工业革命下我国制造业发展路径分析

探讨新工业革命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阐述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分析新工业革命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出我国制造业战略转型升级的新思路:以两化融合为契机,加大制造业人力资本投入,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完善制造业公共创新服务体系并进一步构建新型政策扶持机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价值共创模式下服务型制造系统的构建

随着技术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工业化形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产品+服务”的新型服务型制造成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以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市场变化环境下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转化,构建融合生产性服务与服务型生产的价值共创模式的服务型制造系统,并结合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装备制造业构建这一系统可以采用的策略和方法。旨在对装备制造业的成功转型与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A股上市公司变相财务操纵对行业估值的影响

关于上市公司利润操控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将净利润作为一个事关操控的敏感指标,但在监管与被监管双方努力的博弈下,其可被操纵的潜力已被充分挖掘。从实证角度关注上市公司财务操纵的其他可操作途径,其中就包括一些看似合理的变相财务操纵手段。按照2001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把我国上市企业分为13个行业,对不同行业内企业2003—2013年部分主观可操控的财务指标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市盈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一些行业内企业的部分财务指标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存在领先与滞后关系,并且影响作用显著。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财政调控的价值定位、方式创新及法治化路径

近期财政部出台的法治财政建设实施方案将宏观调控的创新方式借用于财政领域,提出财政面向上的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和适时预调微调等,体现出财政的工具主义价值。从形式上来看,这与当下公共财政时代所要求的规范主义价值,存在着阶段性目标追求的二律背反,但基于财政有效治理的国家任务,两者又统一于良法善治的终极价值属性之中。对于仍深受财政工具主义思维禁锢的当下中国而言,更应提倡的是财政的规范主义价值,防止偏重调控结果有效而轻视调控过程正义,从遵循调控法定、尊重市场规则和坚持民生导向的路径出发,以期实现在调控权力控制下的国家全面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