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胡适曾一度将汪精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文治派的代表,以诤臣、诤友的身份襄助之,期望他能通过凝结坚强的文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武治势力相抗衡,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民主宪政轨道。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胡适与汪精卫在处理中日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在民族主义的取向上,分歧渐趋明显,最终在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梳理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诠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从另一视角解析胡适的自由主义风格。     

高丽文人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以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为中心

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三位文人生活在高丽后期武臣乱政后的黑暗年代.他们通过承袭了从新罗末开始的解读陶渊明的传统并通过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亲身耳闻以及当时文坛刮起的苏轼热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三位文人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倾向性有所不同,但其诗文都阐明了儒、释、道合流的观点,赞扬了典故中表现出来的旷迭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对脱离世俗的向往,肯定了陶渊明与慧远法师的人格.但文化冲撞中的误读现象也很突出.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

胡则是活跃于北宋初期政治舞台的有才干的官员,其人格与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并不太吻合.尽管如此,早在北宋时期胡则信仰便在浙江地区产生并传播.本文旨在考察推动和促使胡则信仰得以产生、繁盛的社会阶层.在建立、修理胡则庙,编造胡则神传说并使之在民间普及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僧侣阶层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胡则是宋代婺州第一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士大夫,因而除庶民阶层外,其信仰还获得了士人层的支持.通过士人层向朝廷申请封号、赐额,并主张胡则神是儒教正神等活动,该信仰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支持,由此胡则信仰得以长盛不衰.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胡商·胡马·胡香--唐文学中的外来文明和唐人精神品格

唐代是对外开放的盛世,对外来文明多所吸纳.其中胡商、胡马、胡香是与唐人生活联系较为紧密的外来事物,它们在唐人文学中的表现,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大唐社会及大唐人的精神风貌.     

从湖湘走向世界——论胡良桂的比较文学研究

在极少数出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中,胡良桂是有代表性的一位。十余年来,他在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所做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比较文学原理研究上,他建构了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二是在具体实践中,他自觉地运用“平行一贯通”法,超越了“X比Y”模式的局限,发现了诸多世界文学的规律;三是他揭示出比较文学精神的内核：“世界眼光”。     

胡锦涛生态环境建设思想研究

胡锦涛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博大精深,是其在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生态环境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主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并提出生态文明的科学理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当前,积极总结和弘扬胡锦涛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对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实现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希祖与胡适——兼及章门弟子与英美派在北大的历史关系

朱希祖与胡适都是民初北大的著名教授。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是章门在北大的代表人物;而胡适则是当时北大英美派的精神领袖。朱希祖与胡适在北大校政、新文化运动以及学术往来上均有过良好的关系,但最后还是由合而分。他们相互关系的嬗变是当时北大太炎一系与英美派历史关系的折射。     

新发现的胡适轶文《中国的小说》及其意义

新发现的胡适轶文《中国的小说》系国内首次发表,是作者小说史观的一次系统表达,不但可以填补胡适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比,这篇讲演明显具有更加开放性的世界眼光,同时又强调要把小说的研究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无疑是开拓了一条新路。然而,忽视民族特点的坚持,在此文中也很明显,这也暴露了他的小说史观中的某些思想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