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关系新探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并不一帆风顺。杨虽曾主动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但1935年12月汪锋到西安与杨会谈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1936年3月王世英与杨谈判虽然达成初步协议,但却长期徘徊不前。直到东北军西调,杨部填防,陕北苏区交通线中断,中共中央才急于加强与杨的关系。9月,张文彬在西安与杨谈判,正式确定了双方抗日合作的关系,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合作进人实质性阶段。12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函杨虎城,对双方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胡适的“科学情结”与新红学的“科学方法”——论新红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得失

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而是借此向广大的中国人输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这就是胡适的"科学情结",这就是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目的。为了推广"科学方法",所以胡适只关心那些可以考证的内容,即曹家的历史和版本的历史。他对于《红楼梦》的核心——大观园,这个显然是虚构出来的世界,不是不知道,却总是避而不谈。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在胡适看来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胡适所创立的新红学,其长处和短处均由此可见。     

石田干之助的唐代文化研究——以《长安之春》对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与考论为中心

石田干之助关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胡人买宝故事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其所著《长安之春》一书中,主要包括对胡人买宝故事的编译、校勘、注释、考证、论述及对其在日本文学中的影响与变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虽非石田干之助的主要业绩,但他却开拓了近代日本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任氏传》中的"狐女"应当是胡女

胡汉交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初期或中期,胡人多受到歧视,地位低下,“狐”常用来作为对胡人的蔑称。狐妖故事多包含着胡人、尤其是胡女的不幸遭遇。如果我们对《任氏传》等狐妖小说加以审慎处理,它们将是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化交流之史料。     

湖湘文化对李达的影响

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政治宣传家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湖湘文化对李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实践的认识论和辩证的方法论、强烈的爱国热情。湖湘文化在李达的思想和政治宣传活动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胡适使美评价研究综述

1938至 194 2年 ,胡适受国民政府之命 ,任驻美大使 ,开展战时外交。文章介绍了国内时人、驻在国美国政要、敌对国日本、以及学术界学者对胡适使美的不同评价 ,初步揭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问题 ,提出了五条评价标准     

略论杨虎城将军对陕西农业的贡献

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陕主政时 ,正值陕西三年大旱之后 ,陕境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面对灾情 ,他积极救济灾民、医疗贫病 ,兴修泾惠渠等渭北水利工程 ,为民造福 ;他重视农业教育发展 ,积极参与了创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工作 ,为陕西农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启蒙的两种路向——论"五四"前后胡适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四”前后,胡适和鲁迅因个人主义理解上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启蒙路向。鲁迅从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中发现了新形式的专制,在对科学的崇拜中发现了新的迷信,由此为避免独异个人的无谓牺牲而引申出国民性改造的内涵,透露出强烈的精英意味。胡适则号召每个人都能一面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另一面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希望在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实现中国人的真正启蒙,显示出鲜明的平民色彩。但在对启蒙者个人历史地位、作用的设定方面,胡适和鲁迅却又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相同的文化传统背景支配下,对个人主义做着相似的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