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征收及补偿制度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农村土地被大量占用,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和违法占用土地问题及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民失地的根本原因,反思了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建议。     

论国家是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制度的变迁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之分。在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的历程中,国家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理论与中国土地的现实情况为国家作为当今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提供了坚实依据。     

粤苏辽京四省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及其启示

粤苏辽京四省(市)在农村土地(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富有特色性和典型性,值得参考和借鉴。本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四省(市)农村土地(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探讨了改革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及四省(市)经验对于推进农村土地(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若干启示。     

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特点及其形成演变的原因分析——以南京市红花街道和东山街道北片为例

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具有过渡性，本文以南京市红花街道和东山街道北片为例，在概括该区域土地利用特点的基础上，从城市化的影响、交通和地价等因素影响形成的经济效应等方面分析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进而对该地区今后土地利用提出建议．     

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能力测度模型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认为，风险控制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职能。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由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构成。风险控制能力测度模型的设计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绩效的基础性前提，而设计过程既要深刻融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思想精髓，同时又要密切联系于国有商业银行现实性的风险控制实践活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对模型的有效性提供经验性检验，同时通过检验结果揭示了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原因分析

土地财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的影响。基于此,可在委托－－代理的理论框架下,提出包含分税制改革影响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分析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格局的形成。同时,该模型还可解释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转移支付政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努力为什么会失效。本研究有助于促使地方政府土地融资走上更加理性和规范的道路。     

农地纠纷的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农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我国农地纠纷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我国农地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分析了农地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农地纠纷的对策,对推动农地制度的改革,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多方共赢的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开发新模式探讨——以广州市外围区为例

留用地是扶持被征地农民发展集体经济的一项安置措施,在近二十年的征地拆迁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留用地提留比例高居不下,地方政府按净用地兑现留用地指标后,用于城市发展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所剩无几。在城市外围区,承担着中心城区转出产业、功能和人口的重任,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巨大,居住用地供给不足,但却存在着大量的留用地低效、闲置使用,供需矛盾突出。同时,留用地政策的种种规定,不可避免地使留用地使用与城市规划发生矛盾,造成留用地无法兑现落地。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新型留用地出让、开发的模式,把留用地的潜能给释放出来,以弥补居住用地的需求,并帮助农村集体按城市规划获得长久升值的收益,以达到农村、市场、政府多方共赢。本文以广州市外围区为例,对新型留用地开发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优化模式探讨,并提出政策支撑的方向,为土地管理者提供参考。     

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11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通过完善土地市场化水平测算方法,测算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并找出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运用测算出的2006-2011年中国31个省(市)土地市场化水平数据,建立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支比、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人均土地面积3个变量对全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对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不显著。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区效应。通过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地非农化土地市场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发育,形成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     

中国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的未来走向——立足于《土地管理法》修改背景下的思考

中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践行的是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围绕这一模式的存与废已成为当下修改该法之争的一个重要表现。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在转型时期,继续坚持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管理权行使模式具有理论正当性和实践可行性。现行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理性选择应是在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基础上,重点围绕土地规划、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开发许可和土地征收等权力存在的弊病基础上,以适应市场化为价值取向进行制度内在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