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研究中史误的三点辨正

国内有关哈尼族的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但有的论著中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存在误区.本文以原始资料为依据,针对哈尼族研究中涉及到的<尚书·禹贡>记载与梯田的关系,明初黔西北、滇东北有无"和泥芒部府",康熙时参与反清起义的龙韬之地位与族属三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考证分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     

"天书降神"新议--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

宋真宗"天书降神"一事,不但为当时"不语怪力乱神"的儒者反对,亦为今世秉后见之明,崇尚"理性"、"科学"的学人严厉批判.但元儒修撰<宋史>,于此曾表"同情之理解".本文即以此为起点,以考据为基础,试图揭示"天书降神"背后的文化意蕴和实际效果,并提出与亨廷顿"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不同的观念--"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     

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决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西部大开发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让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农户和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主体看待该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研究1基于1 002份有效问卷,引入态度的三维度模型,将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态度分成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结果显示：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问题,增加农业收入;但利用政策贷款意愿度并不高。研究2基于857份农户和145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有效问卷,选用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态度强度与中心性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态度强度上,行为强度差异显著,认知强度部分显著,情感强度不显著。中心态度上,农户的中心态度是认知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是情感态度。此外,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影响贷款意愿的态度具有差异性。可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是影响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土地改革与农村权力秩序的重建--以1950年至1952年的绵阳为个案

土地改革颠覆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格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政治动员技术的巧妙运用,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递给农民,使其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从而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继之而起的“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了乡村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通过干部整训,我党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阶层,希冀利用他们替代传统精英,实现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