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依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其必然性法律与道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其理论依据;对我国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其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其现实基础.     

论商法视野下的环境侵权债权人保护

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行为在创造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正是这种两面性使立法者在运用传统民法价值理念对环境侵权债权人进行救济时陷入价值取向上的矛盾。鉴于企业经营行为造成的环境侵权行为所具有的商事属性,商法所具有的以"营利观"为核心的衡平价值理念,使商事责任制度和规则更加有利于受商事行为侵害的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具体体现在对绝对责任的例外适用,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肯定态度以及对连带责任的一般性适用等方面。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对中国行政法的反思:一个香港的视角

中国的现代行政法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没有多大的延续性。相比较而言,英国行政法有着其引以为荣的绵延数世纪的历史,其重心在于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国行政法的结构与英国行政法的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就司法审查的范围而言:首先,抽象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其次,内部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再者,《行政诉讼法》只授权对某些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就行政行为的审查理由或标准而言,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要比英国或香港的较为有限。但就一方面而言,中国法律提供的审查空间和力度似乎比英国或香港更为宽泛,这便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的审查。     

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若干问题

本文从电子商务本身的特点入手 ,分析比较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电子商务这一新的交易方式与传统交易方式下的异同 ,立足于经济进步和消费正义的双重要求 ,针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网上欺诈、隐私权保护、电子监控和电子自助、退换货问题、网上格式条款以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以更好地保护未来商业中的消费者权益     

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消费者的保护

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是建立现代商业保险制度的标志之一,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从法律的视角观察,健全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取向,也是我国保险消费者保护的着力点。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确立倾斜性保护法制理念,改善维权法制环境,保障依法自主维权;需要改革现行的监管体系,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实现监管功能转型,强化对消费者的依法保护。     

建立我国科学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的初步探讨

系统回顾了我国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的演进过程,探讨了建立科学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的具体要求,并进而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科学的政府预算方法的对策与途径。     

试析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规避——以美国的双边不移交协定为例

善意履行条约义务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构成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在国际社会中,规避条约义务的行为逐渐出现。若一个国家采取签订双边条约的形式来规避法律义务时,如何判断该双边条约的效力以及认定条约缔约方的责任,是国际法值得研究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之间的不移交协定,在事实上构成了对规约义务的规避。但是,这种协定不能简单的被确定为无效。本文以美国所缔结的双边不引渡条约为例,分析了此种协定在现行国际法规则下的有效性,并为同样是该规约非缔约国的中国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的公司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融入人权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本世纪初开始,受全球契约的影响和鼓舞,联合国人权机构试图制定相应的治理准则。公司人权责任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设置的“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不仅为公司的人权尊重责任规定了一套规范性的指导原则,还设立了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公司人权责任的范围,提供了人权负面影响的防控、缓解和消除以及相关救济措施。这些规定对于塑造公司人权态度,传播人权理念和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的国际法理分析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法理,包括中国先占取得钓鱼岛领土主权、“条约必须信守”捍卫着中国的领土主权、割让和时效理由不能支撑日本的主权主张、“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拒绝日本的领土声索等.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也清晰地表明:日本的“无主地先占”主张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其“实际控制”没有达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法要求.中国应积极运用《白皮书》揭示的法律事实及其蕴含的国际法理,驳斥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与领土声索,让国际社会认清中日钓鱼岛问题争端的真谛,促进争端的外交解决;同时,中国应继续强化对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实际控制,为日后时机成熟时争端的法律解决进一步充实国际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