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的合法性与合法化

刑事和解的兴起是21世纪初年中国刑事司法中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事件之一。实行刑事和解并不会导致私人复仇的泛滥,也不能说搞刑事和解就是国家推卸责任。刑事和解不仅不违反罪行法定、罪刑均衡原则,而且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正义的精神相契合,刑事和解的兴起并不会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刑事和解也有缺点和局限,弄不好会削弱对犯罪的预防,诱发新的司法腐败,故必须通过相关技术设计来实现其合法化。如何做到既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又将其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乃是立法者面临的一大考验。     

高校学生管理引发的法律纠纷研究

高校学生管理应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就高校近几年和学生之间纠纷增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高校学生管理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各种合法权益,坚持民主管理、法制管理,规范学校管理制度,提高学生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强化大学生法律素质建设,使学生管理实现民主法制化。     

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启示

现代教育管理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保障教育民主化发展的法制化.我国教育法制化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显著发展差距,而发达国家教育法制化进程中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在教育体制、社会影响力、时间与落实以及教育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论协商民主的法治化

协商民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对扩大公民参与及理性对话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在扩大票决民主及民主决策的基础。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协商民主的主体、内容及程序均应受宪法及相关法律(包括硬法和软法)的规制。协商民主存在的争端应当通过协商本身及法律机制来解决。     

论行政文明建设的法治化

文明社会的建立与发展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我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政治文明＂载入宪法,为我国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和保障。行政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文明是构成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行政文明的建设不能背离法治,其自身的建设过程应该是一个法治化的过程。行政文明建设的权力渊源、实施主体、价值追求、行动指向、实施方式、行为后果及福利归属等都有其具体的法治化要求。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法律困境与制度选择

文章从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困境出发,分析了政府的金融管制和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缺失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同时,针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合法化观点和正式制度安排观点进行了反思,认为不宜以合法化为解决民间金融问题的起点,民间金融存在客观的合法性基础。最后,在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选择中要注重市场效率、社会公平;政府应对民间金融进行适度管制,建立特色鲜明的民间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民间金融制度框架应同时注重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     

论笔录类证据的法定化与言词化

笔录类证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行为过程中制作的、旨在获取证据物或认定案件事实的笔录类材料。作为特定侦查行为的固定方式,笔录类证据有着规范侦查行为的价值;作为证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录类证据有着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其既可以充当实质证据,也可以充当实物证据的补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笔录类证据的适用存在类型泛化和质证虚化两大问题。在类型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法定化,即明确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和证据提取笔录,不包括讯问、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在质证程序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言词化,即构建必要笔录制作人、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相应配套措施,以还原案件事实真相。     

司法解释的制度创新意义及法治化路向——以《行政诉讼法》有关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议为例

司法解释的角色定位、作用界限和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司法解释既具有制度创新的特点和功用,但也存在涉嫌违宪违法的可能性。若干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论值得予以关注和警惕。必须采取有效举措来提升司法解释的法治化水平,特别是通过及时的立法修法工作及时舒缓和化解司法解释与现行立法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论略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根本点,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在行政管理方向,行政组织体系,行政管理职能,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决策机制以及实现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律化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理论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之探究

实现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我国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主要包括干预权力、程序及责任的法治化。推进政府干预行为法治化对于规范权力行使、提高干预绩效和保护市场主体权利意义甚大。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行为存在权力界限不清、权力滥用与腐败等突出问题。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破解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为此,我国应采取合理划定干预行为法律界限、严格干预经济行为程序规制、健全干预经济行为立法、落实干预经济行为法律责任及构建干预经济行为绩效评价法律制度等针对性措施,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