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Risk,Inequality Indexes,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equality indexes have long been used to analyz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Studies have recently begun to use these tools to evaluate the equity of distributions of environmental harm. In response, issues have been raised regard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using income-based measures in the context of undesirable outcomes. We begin from first principles, identifying a theoretical preference structure under which income-based tools can be appropriate for ranking distributions of “bads.” While some critiques of existing applications are valid, they are not a justification for rejecting the approach altogether. Instead, we show how standard income-based measures can be adjusted to accommodate bad outcomes. Rather than inequality indexes, we argue that 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s (EDEs) are well-suited for this purpose since they account for levels and dispersion of outcome distributions. The Kolm–Pollak EDE is particularly useful, having the advantage of consistently evaluating both bads and their complementary goods (e.g., mortality risk and survival probability). As an illustration, we show how these tools can inform 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alysis of a propos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rule addressing indoor air pollution.     

基于E-NSBM模型的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从资源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将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针对该结构建立了扩展强自由处置性下的网络DEA模型——E-NSBM模型,将其与窗口分析法相结合,对2005-2012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系统效率普遍较高而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高,但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改进幅度最大;综合效率表现差的省份普遍表现为高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硫强度。因此,各省应根据各自发展需要来确定资源环境效率的改进途径。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环境优先”原则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的环境美德伦理探究

环境伦理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以构建客观的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为主要任务,忽略了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人。面对这种人未到场的环境伦理学现状,学者们开始从美德视角研究环境伦理学。积极心理学是一种研究人类的积极力量和美德的心理学思潮,对伦理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环境美德伦理强调发挥环境保护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积极的人格品质,从而鼓励和影响人对环境的友好行为。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我国粮食生产的环境技术效率测度

采用方向距离函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1992—2012年中国29个省（市、区）的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以考察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时期中国各省份以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状况总体上呈现出逐渐恶化现象,其中,粮食主产区优于粮食主销区,粮食主销区优于粮食平衡区;（2）中国各省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3）总体而言,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距在逐渐扩大,呈现出两级分布, 但是在各个粮食生产功能区形势有所不同。     

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分析——“恒大地产”个案为例

房地产通常为高负债行业。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去库存”亦成为我国房地产行业2016年的主基调,且战略性重组势在必行。以恒大地产为代表的一批地产巨头已逐渐掌握行业话语权,并悄然开始战略转型。通过对恒大地产的财务数据,从偿债能力角度进行分析,可知恒大地产虽然各偿债能力指标变化不大,整体负债水平保持基本稳定,但由于永续债按香港交易所准则而计入权益,掩盖了其负债的真实水平,若将永续债调入负债,则资产负债率会剧增。2015年恒大集团的骄人业绩就得益于高负债的支撑,因此,房地产行业的财务风险防范尤为重要。     

国外环境风险感知跨学科研究的知识谱系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环境风险感知研究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国内外大量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对环境风险感知进行研究,但这一研究领域仍存在较大争议。以1982—2019年公开发表的关于环境风险感知的415篇WOS期刊相关论文为样本,运用SATI软件构建知识单元共现矩阵,将矩阵导入 Ucinet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生成环境风险感知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采用SPSS软件对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呈现环境风险感知的9个研究流派和4个维度的知识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割裂为实存论和建构论。多学科路径下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在“概念阐释”“内容统一”“理论整合”呈现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特征,但是由于实存论和建构论的互异性和隔膜,导致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难以实质融合,由此可为我国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提供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