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文学中的文化意象初探

北美新华文文学,作为具有特定时空意义和文化内蕴的文学类型,创造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的意象。这些意象包含有文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内涵,因而可称作“文学性的文化意象”,此种意象的营造应该是北美新华文文学的重要诗学特征。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展示与对话 ——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以来,以诗文评为体系的中国传统文论基本退出了文本阐释的场域。西方话语的大面积空降,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日益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式发展,消解着可能的学理话语的分享式革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失语是时代发展和中西互通背景下的使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西方话语,沉迷于“普世”的理论,带来的将是比民族话语失声更严重的精神殖民。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精华,倡导中西方文化间进行平等和谐的“对话”,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与文论体系。     

冀南红色革命旧址建筑现状调研

红色革命旧址建筑完整的将那段红色峥嵘岁月呈现于世人眼前,同时也是我们回顾红色革命精神与历史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冀南地区红色革命旧址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与资料收集两种手段,对其历史背景与现状有了初步认识。将冀南地区红色革命旧址建筑根据当时行政功能划分为四类：党政机构、军事机构、后勤保障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并对其现有建筑特点进行了初步讨论,为下步探讨其保护与活化打下良好基础。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理学家文学思想的情理观探析

对过去那种认为理学家对于文学的主张是重理轻情、以理抑情,甚至以理废情的观点予以驳斥.通过对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二程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情理观进行分析,认为:理学家主张文学是要写情的,且情理并重,只是此情并不是一己私情,而是理性化了的"与天地同其大"的高级情感.     

科技革命与文化发展

近代科学革命动摇了宗教的思想与信仰，技术革命造就的工业革命隔断了传统化的自然基础。现代科学重新建构了当代人的世界观，现代科技的双重效应成为社会化的重大主题，科技在现代化中的份量在加重，现代科技造就了后工业社会的化模式，科技增强了化的影响和力量。科技革命促进了大众化的兴起，为大众化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经济条件，赋予了现代内涵。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知识经济时代的新产业革命

在概括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由知识经济引发的产业结构演变和发展的新趋向 ,指出知识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知识化将是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特征。认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将来源于知识产业这一“主发动机” ,而经知识化改造的第一、二产业则将作为承重的“底盘”     

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

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学校教育的推广,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动员和战争报道的大量应用,最终形成了一种与口语密切结合、并适用于所有国民的新型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