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表意形式“否定”中的前行及后果——从格雷马斯符号方阵看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

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以“江湖”符号表意的“否定”前行为内驱力,呈现出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式的全否定格局。从“剑仙”江湖、“英雄”江湖、“人”的江湖到亦正亦邪的侠客江湖,20世纪武侠小说“江湖”表意方式依次否定与渐趋圆熟。但在此后,武侠“江湖”作为幻想性表意符号已彻底跌落“现实”,这与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以“前现代”的情景幻象否定在现实中无力参与的现代化大潮——明显相悖。武侠必须在“江湖”新的符号表意形式的生成中,完成其“幻想性”的重塑。     

主客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哲学革命

传统西方哲学以抽象主客体关系为发展主线。马克思在颠倒黑格尔思维和意志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感性主客体关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通过这种变革,马克思建立了一种实践的、经济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     

鲁迅的现代意识

鲁迅的现代意识引领中国重构精神文化体系的探索历程,打破传统意识统治而倡导域外文艺译介;同时他剖析国民劣根性,旨在点亮思想革命之火,燃尽中国陈旧的思想意识,使中华民族涅槃新生;猛烈批判守旧派的理论主张,以进化理念来呼唤中国民众觉醒,希图建立崭新的意识结构。鲁迅的现代意识对中国向现代过渡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和启蒙意义,在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一页。     

寻寻觅觅处有暗香盈袖——浅谈李清照人品与文品的一致性

在以往对李清照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对其文品或者作品分析,回避其人品问题的探讨。本文试图以＂文如其人＂、＂表现说＂、文艺价值功用观和诗文评价标准等理论为研究方法,寻找李清照人品与文品的对应点和结合点,分析二者的一致性。     

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建立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如何处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诗文评传统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朱自清称之为"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的关系。朱自清主张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清理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认清其理论性质,梳理其理论系统,但也认为,在借鉴西方的同时,应该不忘中国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要还原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范畴及其历史脉络,用中国的理论间架来论述中国文学批评,而不用西方间架。他的《诗言志辨》等著作正体现了借鉴西方与本来面目的统一。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论被译介到中国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并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两次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初,表现形态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西方文论是重要的外力和理论参照;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末,表现形态是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40年代左翼期刊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时代特色

左翼文学批评到了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以《七月》、《文艺阵地》、《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不同流派,它们在文艺思想上彼此有一些重大分歧。但共同的左翼身份,又使这些刊物在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文艺观念上保持了一致性。这落实在译介俄苏文学和文论方面,就是它们在40年代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下,特别重视战斗精神的传达,推崇人民性的标准,关注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从而表现出了左翼文学批评鲜明的时代特色。     

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吗——答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革命理论的责难

列宁与布朗基主义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经济的落后使得革命的政治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相结合,无产阶级不顾客观经济条件夺取政权将是国家的最大灾难,列宁寄希望于少数人的密谋和暴力是布朗基式的＂民意主义＂。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证明,普列汉诺夫不顾时代的变化而教条式地固守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误读了列宁的革命理论,是时代的落伍者。重温列宁的革命理论,我们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评价革命队伍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如何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困难等,都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进展述要——2009年发展报告

200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研究现状述评、创作态势综述、理论批评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本质属性诸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英雄史诗和地域文学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族别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体,32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均得到不同视角和层面的考察和研究,展现出年度进展和收获。作家作品、三大史诗、民间文学总体探索和多民族文学理论审视等领域将会得到新的深入和推进。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