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性转向与中国哲学的革命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也是中国哲学实现工具性转向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是对这种转向的继续 ;工具性转向在哲学中的表现 ,是哲学研究逐步摆脱古典哲学价值中心论的桎梏 ,转向对对实践结果或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广义工具的重视。这种工具性转向 ,将是中国哲学史上真正的革命     

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

陌生化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翻译的审美客体的异域性及杂合性能给审美接受者以新奇的审美享受,赋予文学翻译的陌生化特征。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意味着避免将文本归化成译入语读者所熟知或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将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保留即异域化、将陌生化的手段保留或将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平行文本的诗学特征杂合即杂合化,使翻译审美主体和审美接受者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其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和新奇,产生新奇感。它包括翻译选目陌生化和翻译语言文化的陌生化,是翻译审美和翻译伦理的要求,其本质特征是违背特定时期的翻译规范,特别是审美接受者的期待规范,造成陌生化效果。     

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分析,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衔华而佩实——文质理论于《文心雕龙》的成熟

文质理论在先秦时期从孔子开始萌芽,由孟子、荀子继承,到两汉由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推动,在南北朝时期成熟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以"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表明了其文质历史发展观,以"文附质"与"质待文"体现了其对文质关系的深刻把握,以"衔华而佩实"、"藻耀而高翔"阐释了其心目中的完美作品。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     

梁赞诺夫近年电影创作论

在俄罗斯电影蓬勃复兴的潮流中,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导演牵动着人们的目光。他就是艾利达尔·梁赞诺夫,他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仍然活跃在俄罗斯电影第一线的老导演。他的电影创作连接了两个时代,对考察俄罗斯电影的变化和发展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孔子"辞达而已"的语言学解读

孔子言语简约,一句“辞达而已矣”曾引起后人的极大关注。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辞达”,见仁见智。就语言的运用而言,“达”指表达、传达,也可指畅达、通达,还可指理解上的通晓、明白;它不刻意求“工”,但也不反对文饰。孔子的言语理论和言语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孔子的“辞达”,绝非单一的传达、表达或通达、明白之意,而是“达其所欲达以期于达”的简略表述;它涵盖了言语动机、方式方法、目的效果等多个层面,蕴含了传情达意、表达流畅、兼求修饰、通晓易懂等多个意思。     

为历史增添精神重量与文化资源——王充闾散文创作论纲

将王充闾的散文创作置于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从思想含量、文化价值、文学意义、主体特征四个方面,展开梳理、归纳和阐释,就中凸现其历史与美学的特殊贡献。     

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张——论阿尔都塞的戏剧批评

阿尔都塞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的文本解读,通过其具有独创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论述意识形态与文艺的关系,并揭示这一理论对当代文学/文化领域的理论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