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对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效的哲学思考

在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过程的成效中,反映出党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深入分析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党的先进性和党员先进性的内涵利意义,有助于在实践中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头产党的先进性。     

文德说与文如其人说

现代语境下,文如其人或文不如其人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二者都现实存在。借章学诚提出的文德说来探讨复杂的人、文二者关系,从作者和读者两个维度对人、文关系的迷惑提供一定的视角,认为:作者、读者临文时的态度达到“敬”与“恕”是现代语境下人、文关系统一的关键性因素。     

在期待视野的融合中透视文学的效果史——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研究

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野融合中朱透视文学的效果史。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读者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定,文学史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的结合,显示出建构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意向。它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着同过去一切文学史理论不同的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对文学总体活动过程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了文学史研究方向的根本变化。     

展示与对话 ——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以来,以诗文评为体系的中国传统文论基本退出了文本阐释的场域。西方话语的大面积空降,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日益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式发展,消解着可能的学理话语的分享式革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失语是时代发展和中西互通背景下的使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西方话语,沉迷于“普世”的理论,带来的将是比民族话语失声更严重的精神殖民。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精华,倡导中西方文化间进行平等和谐的“对话”,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与文论体系。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试析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农民思想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与思考,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农民思想。他的农民思想虽然包括一些错误的观点,对农民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对国民革命的失败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包含有许多先见性的思想,如分析了农民的阶级性、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农民政策,为当时农民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     

理学家文学思想的情理观探析

对过去那种认为理学家对于文学的主张是重理轻情、以理抑情,甚至以理废情的观点予以驳斥.通过对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二程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情理观进行分析,认为:理学家主张文学是要写情的,且情理并重,只是此情并不是一己私情,而是理性化了的"与天地同其大"的高级情感.     

思想与行为不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起点范畴——与徐志远商榷

徐志远写的论文《思想与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最》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起点范畴只能是思想与行为,而不可能是其他范畴。此论值得商榷。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起点范畴,有它自身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但是,思想与行为这一对范畴,并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学起点范畴规定性,思想与行为不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起点范畴。相比较而言,利益,而不是思想与行为,更适合于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起点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