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分析与预测——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分析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收集了建国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数据,分析构造出状态空间模型,应用卡尔曼滤波估计出状态向量,挖掘出隐藏在数据内部的变化特征,分析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实际情况,并对未来几年的农业投入进行预测。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现状及完善

把突发事件处理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的关键环节。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出发,首先简要阐述了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然后进一步分析了目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优势及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一些完善措施。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标准化学势和热力学标准态新论──(I)气体物质的标准化学势和热力学标准态

若定义了标准化学势μ—,其他标准热力学量可从μ—和热力学函数之间的关系通过数学计算得到．本文中,定义了气相中Ｂ物质的标准化学势,并根据标准化学势选取了相应的标准态．对方程中有关符号和术语也予了以详细说明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从丧葬仪式看布依族的生死观——以关岭布依族为例

布依族的观念中,人虽然死了,但其灵魂依然活着,它将在竹神的引导下进入另一个世界中继续生存。在布依族的丧葬过程中,处处都体现了布依族关于死后生活的遐想,充分地体现了布依族关于生与死的观念。就布依族丧葬而言,其中的栽“龙戈”和“赶鬼场”两个环节,展现了布依族与众不同的灵魂不死和死后生活的遐想。整个仪式过程,通过人与灵的沟通,把死者的灵魂送入了灵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鬼魂崇拜、灵魂不死体现了布依族对死的沉淀和关照。     

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研究——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要求上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立场必须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一立场来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不同内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革开放的评判标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社会发展理念,这些具体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思想表现更具时代性、导向更具目标性、需求更具多样性、落实更具艰巨性。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我国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以增...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初探

阐释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出现的新变化以及给企业党组织带来的新情况,重点分析了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指出公司党组织参与决策的不适应之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Measuring longevity achievements under welfare interdependencies: a case for joint life expectancy indicators

Whereas period life expectancy constitutes an intuitive indicator of the survival conditions prevailing at a particular peri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iven the existence of welfare interdependencies, that widespread indicator is nonetheless an incomplete measure of the longevity achievements relevant for human well-being.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coexistence for human-beings implies that usual life expectancy measures should be complemented by joint life expectancy indicators, which measure the average coexistence time under particular survival conditions. After a study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single’ and ‘joint’ life expectancy indicators, it is shown that joint life expectancy measures tend to enrich significantly the comparison of longevity achievements across countries and periods. Moreover, the introduction of joint life expectancy indicators—as a complement to conventional life expectancy measures—into multi-variable indexe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HDI is also shown to affect international rankings of standards of living to a non negligible extent.

对国有资产中有形资产流失问题的探讨

国有资产中有形资产的流失存在动态流失与静态流失两种形式,动态流失因产权不清、管理不严或产权交易中规则不健全所致,具体又可分为经营性动态流失和人为性动态流失．静态流失与其是否进入市场交易有关．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等可减少或避免国有有形资产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