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现状、困境及治理

后脱贫时代，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关切。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呈现出贫困人口规模大、相对贫困程度深以及相对贫困维度广的现实图景，又面临着显著的空间贫困特征、多元的特殊性贫困、返贫致贫风险高以及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基于此，西部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要不断完善绿色减贫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坚持综合治理和差异化治理、实施“常态化”“制度化”治贫以及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随着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卓越成就和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入新阶段,需要提出更高目标任务,推进更多实质性举措,形成更加有效的评价方式; 要实现世界上巨大规模人口的共同富裕,需要以更大的经济体量规模为依托,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设立科学、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 从量到质再到量与质统一的转变反映了中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夯实基础,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动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统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云贵近代手工业经历了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战时手工业畸形繁荣以及战后解放战争时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其中，1851年机制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1935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并颁布禁烟令则使其战时手工业得以萌芽，而正式兴起则始于1938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在战时手工业萌芽及其兴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的战略转移是国民政府加强其生产的重要原因；战时云贵食粮基本仍可“自给有余”,是基于战争和经济建设所需丰富的矿产，复兴民族根据地的需要和交通中枢的战略位置等重要条件。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加剧，云贵战时大后方战略位置渐趋凸显。特别是1938年东中部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的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并在严禁、严运、严吸鸦片的同时，中断了云贵洋纱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云贵战时手工业历程。在战时的机器生产大背景下，云贵地区相对落后的手工业重新发展起来，其在推动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贵州“工业建设方始萌芽”,云南工业建设也“开始建立”,但其实质是“畸形的繁荣现象”,背后存在着进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平的理论和实践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一直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公平。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公平主要体现在按劳分配原则中 ,但这是平等权利中的不平等 ,认为只有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毛泽东在实践中把避免两极分化作为公平的主要内容 ,贯彻按劳分配有失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新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下 ,把公平归结为有利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分配模式 ,最终归结为共同富裕     

清初五鹿诗社考述

五鹿诗社得名于郜焕元所编《五鹿诗选》,是清初以大名府为中心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多生于仕宦之家,入清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属于清初"纱帽"诗人。诗人之间基于家族、姻亲、同学等关系,交往频仍。他们以地缘为纽带,以读书、游园、留别为契机,流连唱和,形成规模庞大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以郜焕元、袁佑、窦遴奇三人成就最高。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或出于时忌或囿于眼界,介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与阶层冲突在诗歌中少有体现,缺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亦缺少鲜明的艺术个性。诗社诗人与地方官吏及游历诗人相互砥砺激发,一起有明一代地方诗坛之衰,共同营造了清初大名诗坛盛况。     

从消除贫困到共同富裕：《贝弗里奇报告》80年

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试图解决英国社会的就业不足与贫困等问题。《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是英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它深受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该报告的发表推动福利国家在英国的实现，对欧美乃至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建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贝弗里奇报告》本身蕴含着充分就业与福利供给互为因果、循环论证的矛盾，使得充分就业只是一种乌托邦，贫困、愚昧及无知等问题无法真正解决。克服对《贝弗里奇报告》的迷思，需要回归到福利乃至国家的社会性质，从共同富裕的高度探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与贫困等问题的关系，将实现充分就业、摆脱贫困置于共同富裕这一战略目标下，在普及教育基础上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彻底解决充分就业与福利获得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贫困长存的矛盾。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既是中华民族长期追寻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实现物质层面的富足,更包含了经济富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环境宜居等多个层次的内涵。高质量发展是旨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是新时期发展的方向和重要课题。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以此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实现经济富裕。其中,坚持科技创新的首要地位、目标与结果和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以及发展成果的普惠性,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道路鲜明的时代特征。基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从理论逻辑、时代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角度讨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共同富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在时间脉络上相互衔接,同时也具备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拥有着时代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群众基础、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是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时代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财政压力、数字技术发展不平等、新旧动能转换造成短期经济承压、新冠疫情加剧不确定性五大挑战。最后,提出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推动财税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顺应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加科学的现代化手段;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可以认为,本研究结论对理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间的内在逻辑,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跨省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来自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战略的背景下,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通过更大范围的跨省域一体化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鲜有文献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分解为益贫式增长率和地区收入差距两个维度,通过百度搜索大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一种一体化水平的全新度量方式。在计算长三角41座城市2011—2020年跨省域一体化水平的基础上,分析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长三角跨省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益贫式增长率,降低地区收入差距；跨省域一体化对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于农村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拉动来实现的,对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作用则相对较弱,跨省域一体化中的“扩散效应”而不是“集聚效应”在起着主导作用。在采用了更换自变量、更换因变量、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基于主要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扩大跨区一体化的范围,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二是引导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鼓励要素向区域内欠发达地区迁移,助推区域一体化的扩散效应。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解析与实践路向——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与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抽象到具体、局部到整体的过程。建党百年来,共同富裕历经萌芽求索、曲折探索、初步发展、全面推进四个时期,形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的中心任务,明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丰富、外延宽广、自成体系,目标上达成了全体富裕与全面发展相统一,内容上涵括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过程上涉及了共建富裕与共享富裕相统一,空间上统揽了局部富裕与整体富裕相统一,形态上设计了普遍富裕和差别富裕相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富裕的方向目标、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等重要思想论点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是在中华优秀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科学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别涵育、淬炼、滋养了(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新征程上,需要在始终秉承好百年求索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科学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高质量经济发展继续做大做强共同富裕的"物质蛋糕",以高质量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共同富裕的"精神蛋糕",以高质量平衡机制建设共尝同品齐享共同富裕的"蛋糕味道"。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力争"物质蛋糕"不掉档,"抓住"创新发展引擎促进"物质蛋糕"不减速,"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物质蛋糕"不变味。推进高质量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以优秀文化创新提升"精神蛋糕"的品质感,以科技文明建设提升"精神蛋糕"的时代感,以教育共享改革提升"精神蛋糕"的认同感。建成高质量的平衡机制,需要以"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尝"蛋糕滋味",以"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促进全体人民同品"蛋糕美味",以"持久"的健康护航机制助力全体人民齐享"蛋糕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