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企业分享奖励营销模式研究

社交媒体中用户之间的分享行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分享奖励模式开展社会化营销,以挖掘新用户。本文构建“嵌套”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的最优分享奖励机制设计,并对比分析了分享奖励营销模式与传统大众广告营销模式。主要研究发现,企业的最优奖励策略包括单独奖励新用户、单独奖励分享者以及同时奖励分享者和新用户三种。不同策略的选择受到价格以及用户之间社交关系的影响。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弱时,由打折奖励引起用户购买概率增加的“折扣作用”强于由分享奖励金引起的“推荐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新用户策略;当用户之间的社交关系较强时,“推荐作用”强于“折扣作用”,企业适合采用单独奖励分享者策略。同时,企业选择大众广告营销模式或者分享奖励模式受到市场渗透率和用户之间社交关系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Media Technologies, Images of Drugs, and an Evocative Telepresence

I regard electronic media technologies as framing devices for how viewers perceiv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illegal drugs. Controllers of electronic media technologies produce and disseminate images of illegal drugs and users of such drugs to which viewers respond. People who control the images of electronic media production create an evocative telepresence, or a visual context that relies on appeals to authority and emotion. However, viewers do not merely respond to images of illegal drugs; rather, they actively interpret such images and draw their own conclusions. To demonstr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nic stimuli and viewer responses, I report on a classroom experiment comparing those who saw and heard a heroin user with those who only heard this user. I also report findings from student perceptions of and reactions to four drug films.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and the readings of films indicate that view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can see and hear electronic displays, are sophisticated consumers who respond to immediate stimuli while making reference to distal stimuli. In the main, I contend that electronic images of illegal drugs and users in an evocative telepresence are powerful stimuli, but they do not cause viewer perceptions.     

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对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心理契约、组织认同的序列中介作用

为考察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对社团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契约和组织认同在它们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对高校体育社团成员进行调查的结果发现: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能够正向预测组织公民行为,心理契约与组织认同在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中间起中介作用。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通过4条路径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直接作用,心理契约、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心理契约和组织认同的序列中介作用。构建的多重中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高校体育社团社会责任对社团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校体育社团重视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社团成员心理契约和组织认同,进而提高社团成员组织公民行为。     

股权结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14—2016三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控制企业规模、年龄和财务杠杆等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公司财务绩效(CFP)之间关系以及引入股权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股权集中度和制衡度对CSR与CFP两者的影响.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而适当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能够加强CSR对CFP的正向作用.所以合理的股权结构能够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     

私募股权投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研究——基于新三板的数据

本文以251家新三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对政府、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员工、客户、社会大众负责与企业盈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企业的PE个数与企业盈利能力显著负相关.企业对供应商负责、PE总投资额与盈利能力没有显著相关性.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     

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逻辑与现实路径

网络化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生存方式,但网络媒介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对社会生活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引导大学生适应媒介化社会生活势在必行。新时期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网络行为异化造成大学生社会角色迷失及其人格支离破碎;网络行为约束机制缺失冲击着大学生网络道德构建;网络媒介负外部性侵蚀着大学生身心健康。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构建立体化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应着力于培育大学生的媒介伦理素养与主体意识,增强责任意识,理性使用网络媒介;大力强化教育管理者的网络媒介素养,提升实践育人能力,发挥协同效应;全力优化网络生态,降低网络环境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