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非理性思维在现代文学中的交汇与对接

以取＂象＂为原点的中国传统非理性思维在现代文学创作过程中与西方以＂意志＂为基点的现代非理性思维发生交汇与对接,所形成的独具优势的创作主体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建构起现代中国文学的以诗性与哲思相融合为显豁特征的审美景观,隐喻或象征思维的成功运用,增强了现代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诗意浓度。     

困顿行者与不安定的灵魂——新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

漂泊流浪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中国新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特别是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得比较鲜明的小说,几乎都写到了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展现了他们生活的困顿和灵魂的不安定。他们总有欲求,是最不安分的,同时又总感到失落,在行动上总是漂泊的,在精神上总是流浪的,在心理上总是具有无根的感觉。于是灵魂到处流浪,精神无所寄托。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独具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心理。一部知识分子的形象史,就是知识分子漂泊流浪和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     

王统照与中国新文学出版传播活动

王统照是一位"诚笃,严谨"①、"朴实,诚挚"②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一位"一丝不苟地担起全部责任"③的编辑.以新文学的"美、善、知",去"感化"、"薰浸"读者的心灵,让"真的文学的根"由"人之心内茁生",是王统照自觉的文学使命,也是他自觉的编辑使命.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传播史上,王统照是一位有着真诚风格、"真"的心性及其哲学理性的编辑大家.其魅力缘于他的赤子般"纯念"和孺子般"真诚".他倡导"不阿私"、"不回避"、 "不唱高调"、"不容‘市侩主义'"、"不‘骑墙圆滑'"的编辑批评态度,反对言过其实的标榜和心怀歹意的攻讦;主张编辑鉴别"只以作品的价值为准","视其艺术的如何为准,绝不有所偏重";编辑方法"不必一律从同,像每一个作家一样,各有其姿态与风格".探索<编后记>作家作品评介及专栏介绍和世界文学译介的编辑特性与侧重;认为,编辑是作品与读者的推介者、整合者、批评者、鉴别者、倡导者和刊布者.王统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文坛各路名家一起共同把文学出版物编辑水准推向一个高峰,其编辑范式被借鉴袭用至今.     

元稹排律创作的得失

排律是元稹近体诗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其排律是在自觉的文体意识指导下创作的。元稹排律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叙事性和写实性成分大大增加,还为诗歌增加了代书、投赠、酬答等功能;在形式上,他的排律创新则表现为次韵相酬,增加了排律的写作难度。元稹排律主要存在过分的形式主义和诗歌内容上具有色情成分等问题。     

近代早期西欧的瘟疫与穷人——兼论近代转型时期西欧社会群际心理与行为变化

近代早期西欧瘟疫阴影下的群际心理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作为瘟疫的直接受害者与平息神怒的"中介者",穷人为社会同情与关爱;但作为瘟疫的"祸首",它又成为社会排斥和政府打击的对象;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使其成为社会救助的对象。西欧社会对穷人的矛盾心理正是近代社会转型期间西欧复杂现实在心理观念上的折射。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开展现代陶艺课程的研究

通过对环境艺术设计和现代陶艺的分析,探讨现代陶艺与环境艺术设计的关系及现代陶艺教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课程中开展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延安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传统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延安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它保持着与广大人民的精神联系,具有丰富积极的内容和精湛的技术。正确认识延安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传统的关系对于创建现代民族文艺有着重要的意义。     

成吉思汗祭祀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境遇

成吉思汗祭祀作为历史记忆载体和政治文化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语境下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该祭祀在不同政权(北元、清朝、民国以及新中国)时期,被不同的群体不断地再构建和再解构,被解读出包括蒙古黄金家族政治、民族国家、佛教、世俗化以及民族或族群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多种涵义。成吉思汗祭祀的现代转型中,国家、蒙古族民众、佛教徒以及其他参观者等各类参与者为消除或生成不同成吉思汗身份和意义而互动,但国家在这一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冀贡泉与山西近代法学教育之发展

冀贡泉是山西省法学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法学家,在山西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山西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奠定山西法学教育发展的基础。他的法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以后法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新时期散文研究三十年(英文)

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研究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由于种种原因,散文研究一直受到轻视和责难。本文从作家作品研究、专题性研究、散文史建设和散文理论建构诸方面,对30年来散文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析,并追寻散文研究长期被冷落的原因。文章认为21世纪的散文研究要走向深入和阔大,必须从三方面用力：其一是要建立现代意识的散文批评视野;其二是“化西方”与“中国化”;其三是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改变。这三方面不但是认识和解决当代散文问题的重要维度,而且对散文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