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楚化"及其书史意义

作为上古楚人的官书,楚金文的出现是楚人以自己地域文化的审美眼光对宗周金文进行“楚化”的结果。金文的“楚化”不仅表现在用笔、结体及构字法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楚人对大篆字体的变形、草化和装饰美化方面。“楚化”使金文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装饰性、抒情性等特点,也强化了书法的书写意趣和笔致韵味,极大地丰富了金文的表现形态和审美趣味,为汉字走上艺术化道路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

本文认为,《左传》“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尚未脱离神职的史官,或者说与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官文化在探究天(神)人关系时的必然现象。《左传》既大讲鬼神对人的控制,又渲染道德决定人的归宿,本文通过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系统分析认为,《左传》通过对鬼神预言结果的道德阐释,以高超的技巧将看似杂乱无章的神秘预言纳入到了一个“天德合一”的模式中,从而建构了一个天命控制人类历史,道德决定人的命运的完整的天命观体系;这种把天命神学纳入历史道德领域的努力,是《左传》作者为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变迁而做的理论准备,这种试图以建构体系的方式阐释天人关系、历史规律的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法律职业者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职业者是刑名师爷和讼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在法律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下法治建设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因此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法律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

《支那语学》创刊于1907年6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推广北京官话、传播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学术月刊之一。该杂志栏目设置很有创意:从教学角度安排北京官话语言基本知识学习内容;从培养语言学习能力角度安排汉日译解、翻译、写作、阅读基本能力训练内容;强调中国文化导入,加深读者对北京官话的整体性理解;以月刊为手段,迅捷传播中国信息,引发读者兴趣;内容选择强调趣味性、生动性、口语性、通俗性、学术性;版式设计新颖灵活,不拘一格,在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汉语史、清末中日两国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支那语学》应用现代传媒手段,拓展了北京官话的教学空间,标志着实体学校之外期刊杂志取得了传播北京官话的话语权;学校教学和杂志教学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学延伸到了社会,开放性强;实现了日本"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对后来北京官话教学期刊发展影响至深,对今天中国"国别"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和期刊结合教学、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政策的制订都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营造一时之“国论”——《东方杂志》的舆论理想

1904至1908年的《东方杂志》采取了非常特殊的“选报”体例。在当时各种官报、民报中并未出现一种足以成为为中国报界的代表刊物之际,《东方杂志》以民创报刊身份,通过淘选众报、驱为己用的“选报”体例,对于同一舆论空间中的众报论说进行选择性转载,并通过大量奏牍、章程等官方文书的刊载,试图树立本国报刊信用,成为一份“秘密社会”中的“开明刊物”,以营造一时之“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