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从对立到融合——唐五代小说中的佛道关系

唐代是佛道二教的发展成熟期。终唐一世,佛道二教之间的斗争几乎未曾停息过。尤其是初期,由于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二者的斗争尤为剧烈。但到后期有渐趋平和的迹象。在唐五代小说中,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从其中即可清晰的看出二者从对立到融合的发展趋势。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对立统一视角下的科学和谐观

以对立统一的视角来审视科学和谐观,是要将和谐与不和谐统一起来,将不和谐纳入到和谐中来,包含在和谐之中,并且通过不和谐来创造实现和谐的动力和条件,从而将不和谐转化为和谐。科学和谐观反对将和谐同不和谐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和谐观,反对消除不和谐,因为消除了不和谐,也就消除了和谐,这也是和谐同不和谐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及其发展趋势

主要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兴起的"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或者称为"新公共管理"范式.重点阐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对该理论做出了批判性的思考.     

执政党克服脱离群众倾向的有效途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和克服脱离群众倾向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其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总结了党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从体制上解决执政党的官僚主义问题;第二,密切关注新形势下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要求坚决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第三,为了保证永不脱离群众,在领导全党形成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方面作出巨大努力。     

刘澜波对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历史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便与东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帮助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同日军的武装斗争。东北军入关后,他受党组织委派,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促使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澜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领导东北救亡总会继续关注与支持东北军抗战,使东北军成为全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白孔雀》——劳伦斯哲学探索的起点

劳伦斯的哲学思想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则是他以文学的形式探索哲学的起点.他的宇宙观是:宇宙是以对立物而存在的.他在《白孔雀》里着重探讨了理性与直觉、肉体与精神、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关系.正是这部作品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要经历一个从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城市的中心作用;人类社会只有消灭私有制,经过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生产方式才能为城乡融合提供条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城乡二元体制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坚定了中国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信心,指明了前进方向,对今天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