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开发”与专利产出的关系研究——以全球R&D投资顶尖企业为例

由于R&D活动的宽泛性和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等标准与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的R&D活动都能够产生专利,只有那些以满足专利申请条件的R&D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专利;显然,专利产出效率与R&D投资结构具有密切关系;本文以全球R&D顶尖企业为样本,将R&D投资中的R与D进行区分,运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分别计算R和D对专利产出的贡献;目的是揭示全球顶尖企业R&D投资结构与专利产出的关系,在发展R&D投入产出结构理论的同时,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与跨越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全球顶尖企业的R&D投资中,R经费的比例占80%左右,R对专利产出的贡献是D的2倍左右,但具体行业存在差异。研究结果除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外,对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实现自主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R&D投资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天气影响产出下“公司+农户”模式的风险补偿协调契约

针对不可控天气与可控的农资投入水平均会影响农产品产出的问题,建立了由一个公司和一个农户组成的两级农产品供应链随机利润模型,比较分析了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系统与分散决策下农户的最优农资投入决策,提出了天气影响产出下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补偿协调策略,在农户决策农资投入水平而公司决策收购价格的情形下,依据整个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天气情况和农资投入水平来设计风险补偿契约。研究表明:在所设计的与天气指数和农资投入水平相关的风险补偿协调契约下不利天气的影响不会改变农产品供应链的协调状态,并能有效地激励农户通过提高农资投入来保障农产品的稳定供应,进而增强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健性。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所设计的风险补偿协调契约的有效性。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安全运行效益研究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投融资的创新手段，能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沿海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持。运用安全经济学理论，从产业视角对产业投资基金安全运行效益函数进行学理分析，得出只有在保证产业投资基金投资安全的前提下合理配置要素资源，才能获得安全效益最大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构建基金安全运行效益模型，并从加强投资风险控制、合理配置投资领域、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等方面提出提高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安全运行效益的对策建议。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在研究生教育投入产出效率评价中的应用

针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现状，文章系统地分析了高等教育投入产出评价的研究内容和特点，建立了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探讨了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优劣问题，最后提出对策和建议。研究结果为高等院校管理者提供了科学的决策支持，对于更好地发展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绿色发展背景下湖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研究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湖南省各区县如何将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为绿色发展模式,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湖南省绿色发展指数最高的3个区县依次为武陵源区、炎陵县、桑植县,最低的三个区县依次为芙蓉区、鼎城区、天心区;二、绿色发展指数最好等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最低等级区域主要分布于湖南省北部;三、从湖南省全域来看,西北部绿色发展水平最好,其次是南部和西南部,中部次之,而北部最差;四、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以及政府林业投资额对绿色发展指数有积极影响,而单位面积能源消耗对该指数有负面影响。因此,湖南省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实行节能减排政策,降低能源消耗水平;二是建立自然保护区并扩大保护区面积;三是政府应加大林业投资力度。     

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营改增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但能否有效激励企业创新尚存在争议。基于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营改增”虽然有助于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专利产出并未同步增加,导致企业创新效率下降。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部分研发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和营业利润能力较差的企业也盲目增加研发投入,从而降低了创新效率。此外,研究还发现“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仅具有短期刺激作用。进一步地,在民营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营改增”对企业创新效率下降的影响更显著。因此,政府要关注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