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悖论的拟化形式

在悖论问题的研究中 ,正确地地区分严格悖论和非严格悖论 ,对悖论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非严格悖论的一种重要类型 ,“悖论的拟化形式” (imitationofparadox)作了探讨 ,指出拟化形式实质上包括三种类型 ,一 ,如张建军先生所言 ,缺乏“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 ;二 ,缺乏“同等有力的逻辑证明” ;三 ,同时缺乏前两者     

《时时刻刻》中的“房间”意象

在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中,＂房间＂意象具有明显的悖论性：它既可以是现实中监禁的牢笼,又可以是释放自我的自由之所。小说借助＂房间＂这样一个共通意象将三位处于不同时空的女性连接起来。她们对理想中＂房间＂的探求其实就是对自我存在和自我实现的追寻。面对悖论式的生存状况,无论是选择自杀、逃离还是享受当下,皆出于人们对生活无尽的信仰和热爱。同时这三种选择也表现出宏观上的进步性,反映出现代人在追寻生命意义的道路上对个人主体价值的强调,以及人们以乐观积极的姿态而实现的对当下社会的超越。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学理分析

少数服从多数是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原则 ,而“投票悖论”却揭示出这一原则本身可能出现的多数人意志对少数人意志实施专制的倾向。忽视少数人的权利会在集团行动中产生负效用 ,从而导致行动成本的递增与制度本身运作的低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及其运作程序 ,在现行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民主制度中表现是不同的。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 ,才能真正体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关于委婉语、隽语、矛盾修辞三种辞格翻译浅见

论文从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的视角讨论了委婉语的翻译问题,指出委婉语的翻译应在尊重源语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以异化翻译为宜;并着重讨论了翻译的选择与替换及联系与创造的问题,指出隽语的翻译要侧重联系与创造,而矛盾修饰的翻译则要侧重于词语的选择与替换。     

尼采生存哲学的内在理路和终极关切

尼采的生存哲学在终极关切的层面上认定生命的感性存在是人生存的前提,而生命注定处在生存悖论之中;在生存矛盾的两极张力中,人体验和经历着生命,体验和经历本身是一种生存责任;生存责任是永恒的伦理,它提升着人的生存质量,使人超越自我达到超人。     

论西方当代艺术的生成与视觉文化悖论——以“英国青年艺术家”运动为例

西方当代艺术是生成性的,而且它在本性上与视觉文化语境处于相互生成之中。这种相互生成,不仅与存在相关联,更发生在艺术文本的语境里。作为一种反审美的文化,当代艺术的生成与大众视觉文化既趋同又反离,并显明为艺术观念的当下发生及其在视觉文化中的沉淀。作为一种事件,当下发生表明了当代艺术的文本及其偶发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当代艺术产生了与之相关的视觉文化悖论,这也是视觉艺术的当代性与文化的后现代性的突出表征。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其视觉文化悖论主要表征为：艺术日益普及化、通俗化,却越来越难以理喻。同时,艺术看起来既十分“自然”、熟悉,但又显得非常陌生。这种视觉文化悖论是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相互生成的独特体现,同时它也表征了西方当代视觉文化及其存在的根本困境。     

从悖论诗学的视角考察杜甫诗歌艺术的意象组合

今年是＂诗圣＂杜甫诞辰1300年,＂杜诗学＂研究领域理应努力通过当代中西学术的汇通和中西诗学理论的契合,以新的研究视角深入审视杜诗艺术的特质,不应视之为玄妙的＂奇变＂或＂天机＂。运用当前国内外文学批评界悖论诗学理论来考察,杜诗艺术在句法意象组合方面具有典型的诗学悖论特质,亦即前贤诗评家所谓的＂新变＂或＂格变＂。当代＂杜诗学＂的构建理应展开悖论诗学的新视阈,多层次地深入阐释杜诗艺术的奥秘与魅力,使之真正成为一门国际化的学问,以有利于在世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     

博彩者特征和彩票功能悖论

一些经济学理论认为理性的人可能在一定情形下因偏好风险而参加博彩,而一些心理学实验研究则发现博彩者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心理偏误。对理论的分析发现,彩票对穷人更具有吸引力且博彩者存在非理性心理。国内实证文献也支持这两个结论。如果博彩行为是非理性行为,那么博彩业就有利用人们非理性幼稚心理牟利的嫌疑。政府宣称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从贫穷群体那里筹集资金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