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综述

屈原曾经受到先秦诸子的深刻影响,对此前人已作了不少有益的梳理."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主要呈现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屈原归属于先秦诸子的某一家;二是认为屈原兼具先秦诸子思想;三是认为屈原兼具百家而后自成一家.学者学术视野逐步由封闭、迷信走向开放、求实,研究思路正在不断扩大.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哲学·情绪·新意义——杜威关于哲学发源地的新态度

关于自己的元哲学理论,杜威交代了一个对于传统哲学的新态度哲学发源于社会的情绪的材料、而非认知的材料.由此出发,可以寻得哲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哲学的真正任务.若把哲学史当作文明史、文化史的一章去研究,就会发现哲学史的一个新意义--它从科学中失去的,可以从人文精神中收回来.哲学充当的是"沟通使者"的角色,在各专门化的知识门类当中,架起互相理解的桥梁和纽带.哲学的正当工作就是解释和澄清意义,因而,哲学实质上就是批评,它是批评之批评.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罗尔斯国家正义理论的哲学架构

在罗尔斯的国家理论中,实现正义是核心。为此,他从哲学上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试图论证只有自由民主国家才可能实现国家的正义。而国家正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私矛盾的调和。这样,罗尔斯就在哲学上构思出了“个我之善”与“公共之善”,企图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调和这对矛盾。该文系统地分析了罗尔斯在国家正义上的哲学构思,揭示了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公与私的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因此,罗尔斯要实现的国家正义说到底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     

群体研讨支持系统中的智能可视化研究

时间和共识是群体研讨的两个重要因素.提出一种共识评价、分析及预测智能可视化技术.在界定研讨信息属性、定义信息结构及其关系的基础上,按照语义关系,提出共识点、分歧点和争议点的概念,结合共识水平及共识状态、关注水平及关注状态、共识水平变化趋势、关注水平变化趋势四个指标,建立智能可视化模型,并用Java和XML技术设计并实现了基于Web的共识评价、预测及分析智能可视化.以一个实例给出了以人-机结合的系统思想为指导的共识评价和预测方法以及通过共识分析,形成群体注意力聚焦的示范应用.最后用实验的方法分析了智能可视化的应用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人生观要素对现代人生观的影响

为了解决全球化背景下青年人生观模糊问题,使中国文化成为强势文化,采用分析综合的方法,从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及对现代人生观的影响,其理论价值是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并使其迅速走向世界。     

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研究述评

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的原初目的是用来反对物理主义，而随着该理论的不断成熟，查莫斯将他的二维语义理论广泛地用于解决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中的一些难题，从而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查莫斯型二维语义学，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一理论，并取得了富有独特见解的系列成果，同时也使问题的症结逐步得以呈现。这预示着二维语义学研究将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非形式逻辑的理论成就及其对法律论证的意义

非形式逻辑30多年的发展紧贴论证实际，发展了不同于形式演绎逻辑的新逻辑工具。它所建立的论证分析、评估、批评和构建理论，大有成为普遍适用各领域的一般逻辑的势头。从图尔敏“法学模型”发源的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可以应用于法律论证，形成一种面貌全新的法律应用逻辑。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