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与治理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扼杀式并购逐渐成为大型数字平台维护其市场力量的重要途径。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在消灭潜在竞争威胁的同时，更会破坏市场未来的可竞争性，最终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发展格局。我国现行的反垄断制度框架在规制此类行为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诸多具有反竞争效果的扼杀式并购游离于反垄断审查制度之外。基于我国的政策考量与实践经验，有必要完善我国的并购申报机制与竞争损害分析工具，以及时识别扼杀式并购行为；同时，建立事后并购调查规则，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实现维护市场有序竞争的反垄断规制目的。     

社交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研究

不同于欧美科技平台以纵向发展为主,我国诸多平台以横向发展和构建平台生态系统为表征,超级平台之间以对外平台封禁和对内自我优待构成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基本样态.当前,我国反垄断法多着眼于平台间彼此封禁的研究,忽略了社交生态系统自我优待对整体市场竞争的抑制.自我优待多体现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网络平台在纵向市场内所实施的具有封锁效果的行为.以投入品封锁、客户封锁为视角,分析了自我优待的不同封锁类型.已形成社交生态系统的超级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导致平台间相互割据,迫使中小企业依附于"大型数字帝国",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扰乱了竞争秩序.针对超级平台自我优待的规制路径,竞争政策与政府管制各有其规制的特点,竞争政策应更侧重于采取预防性措施.政府规制具有举证责任减轻、破坏性小等优势,并为企业行为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的方向.     

Dialogue and creativity: The generative dia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rapy

The gene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rapy understands relations and dialogue as a generative social space where participants can promote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rel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along with new social ecologies. It focuses on the creative dimensions of human relationality. This epistemologic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 has a heuristic value that allows us to discern and work with micro dialogues—micro processes of creative, generative dialogues—in the ongoing dialogue, mindful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they provide. The generative perspective promotes creative processes and transformations to help clients build possible and viable futures when faced with problems,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It involves the dialogical and relational co-creation of resources and possibilities, and ac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The perspective is illustrated with a therapy process involving a 3-year follow-up. The paper includes a section wher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dialogical perspectives are presented.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增值服务收费模式研究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增值服务可以给制造商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赋能，实现提质降本增效的作用。本文构建包含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博弈模型，求解基于使用量收费和订阅收费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分析不同定价模式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和利润受到增值服务因子、成本降低因子的影响，以及对两种定价模式下的最优决策进行比较。研究显示：存在不同的平台增值服务效果阈值，当服务效果位于不同阈值范围时，平台和制造商将选择订阅收费模式或按使用量收费模式。当平台增值服务效果适中时，平台和制造商都选择订阅收费模式。当平台增值服务效果较低(高)时，平台(制造商)选择基于使用量收费模式，而制造商(平台)选择订阅收费模式。     

网约车平台峰时补贴策略研究

针对网约车平台在需求高峰时段采取给予网约车司机补贴的实际背景，进行了网约车平台的最优峰时补贴策略选择研究。考虑采取平台单独补贴司机策略、乘客单独补贴司机策略、平台与乘客同时补贴司机策略的情况下，分别构建网约车平台的利润模型，通过最大化平台利润得到了三种情况下的最优决策。通过分析和比较三种情况下网约车平台的最优决策发现：当乘客潜在的市场规模较小时，应采用平台单独补贴司机策略；当乘客潜在的市场规模适中时，应采用平台与乘客同时补贴司机策略；当乘客潜在的市场规模较大时，应采用乘客单独补贴司机策略。此外，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乘客潜在市场规模、补贴敏感程度等因素对于最优决策下的补贴额度、需求与供给、平台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对于网约车平台峰时补贴策略的选择和补贴价格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电商平台资金约束下电商闭环供应链的回收决策研究

考虑电商平台独自承担服务成本还是与再造商共同承担服务成本，同时考虑电商平台是否选择贷款策略解除资金约束，本文构建了资金约束下的电商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通过对四种决策模型的决策进行分析，给出再造商分担回收服务成本的条件和电商平台选择贷款的条件。文章研究表明：当电商平台存在资金约束时，再造商分担电商平台部分服务成本的同时，也分割了电商平台的部分利润，但是这对双方来说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当电商平台不选择贷款策略时，自有资金越多，对再造商越有利；但是当电商平台选择贷款策略时，自有资金越多，对电商平台越有利，对再造商不再产生影响。而且，自有资金越多，再造商分担回收服务成本的比例会减小，回收服务水平提升度会减小。同时开展再造商分担回收服务成本和电商平台向银行贷款两种策略，是解除资金约束的最优选择。     

基于广告位分配的网购平台对在线卖方质量诚信激励研究

本研究考虑了包括两个相互竞争的在线卖方和一个网购平台构成的网购供应链，假定在线买方对商品的需求受价格水平、质量诚信和广告宣传的影响，网购平台为两个在线卖方提供商品宣传的总广告位资源固定。基于上述假设，首先建立了三方博弈模型：网购平台为先行动者，两个在线卖方为后行动者，网购平台与在线卖方进行动态博弈，两个在线卖方进行静态博弈。然后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对于网购平台来说，最优的广告资源配置机制应使得广告位分配之比与在线卖方的需求增加效应之比正相关；在此前提下，该广告位分配机制有利于激励两个在线卖方增加各自的质量诚信投入；在广告位资源的总数固定的假设下，无论在线卖方是否预测到两者的竞争并不能提高各自广告位的分配比例，也无论网络广告的宣传效果有多大，该广告位分配机制均能激励两个在线卖方增加质量诚信投入。最后在数值仿真的基础上，以淘宝网购平台上的3C商品与化妆品的相关交易信息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支持了博弈模型的分析结论。     

平台经济发展与反垄断监管思路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组织形式,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压制创新、损害社会福利、破坏竞争秩序等负面影响。为此,特提出相应的监管思路:加强政府监管,塑造良好"政府市场"关系;坚持创新导向,激活平台经济创新活力;加强数据监管,促进数据资源有序流通;加强经济学分析,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体系;借鉴国外经验,推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     

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买家态度与平台型电商声誉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平台卖家的各种违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给平台型电商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通过设置情景模拟实验,根据不同销售阶段卖家实施违规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进行了总结及分类,探讨了平台卖家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的影响及原因.研究发现:(1)较之实际销售欺诈行为,消费者对平台卖家虚假营销宣传行为的态度更为消极,从而会对平台型电商声誉造成更大的破坏;(2)买家态度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和平台型电商声誉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平台卖家违规行为通过影响买家态度进而影响平台型电商声誉;(3)平台卖家声誉对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与买家态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平台型电商可以制定更加精细化的治理策略,对不同类型的平台卖家违规行为以及不同声誉水平的平台卖家采取差异化的监管办法,并运用一系列手段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获取消费者的信任,改善买家态度,以维护平台型电商声誉.     

平台数据治理下必要数据原则适用研究

由于缺乏针对性的分析和规制工具,平台封禁行为屡禁不止,平台经济领域数据治理面临困境。在数字时代下,必要设施原则演变成了必要数据原则,具备规制平台封禁行为的可行性。基于此,应明确必要数据原则的内涵与适用条件,综合分析平台封禁行为对相关市场可竞争性的影响。此外,应通过三层次抗辩作为必要数据原则适用中的修正路径以降低错误成本:以国家视角的效率原则作为原则适用的价值抗辩,以合理原则进行逻辑论证作为原则适用的分析抗辩,以正当理由进行具体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