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诉证明标准初探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公诉证明标准定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诉讼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公诉证明标准要求过高,完全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对于如何重新确定我国公诉证明标准没有达成共识。根据提起公诉证明的自向证明和他向证明的双向性特点,公诉证明标准从两个方面来体现:自向证明检察人员首先应达到内心确信,他向证明则应该是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国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立法

本文从人权保障的理论和要求入手,阐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则,分析加强人权保障对其产生的影响,对照当前立法和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列举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论法治国视野中的检警关系

在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结构中,检警关系模式应当充分体现宪政主义诉讼价值理念,即有效控制警察行为的合法性,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侦检一体化模式的确立,成为刑事诉讼结构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巩固国家宪政基础和法治秩序具有历史性意义,不仅有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顺利实现,也为检察制度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民事抗诉的终结与民事公诉的再生--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民事诉讼检察制度是现代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各国立法均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而我国却只规定了审判监督的抗诉权,这不仅与各国立法潮流相逆,同时因缺乏理论基础的有力支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的矛盾.基于对检察权性质和功能的科学定位,我国应当取消抗诉制度,重新激活民事公诉制度,实现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智慧检务下的捕诉一体建设

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需要的产物,智慧检务具有增强司法规范、提升司法效率等功能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困境。一是批捕质量和监督力度阶段性下降;二是案件办理尺度不统一、标准不一致;三是考评制度未能及时更新、跟进。将智慧检务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深入融合,以检察科技创新为突破口,能有效提高检察官综合素质、创新监督方式、规范检察行为等,为完善“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宋代诉讼中减少诬告的规范及措施

根据详实史料,探索宋代法律为减少诬告现象所制定的有关诉讼程序规范。如从年龄和身体健康两方面限制投状者范围,状书不得匿名或多名,状书内容要明确,不得含糊称疑,投状者必须签写反坐状等等,这些措施实施效果良莠不一。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员通过采取在灾荒年减少案件受理、膀示诬讼案件、严惩贪图私利的官吏以及在主刑外附加从刑等方式,寓教化于刑罚,以期减少诬讼现象。     

刑事诉讼中的“歧视性起诉”

我国公诉实践中存在相似情形不同处理的歧视性起诉现象,这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为了实践宪法,实现法治,缓和社会冲突,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被告人权利,我国也应当建立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对起诉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行程序性制裁。     

我国应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我国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也符合我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还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也是国外实践经验的借鉴。在具体设置民事公诉制度时,应当明确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条件、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提起的方式,理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几种关系。     

论连续犯概念的存废--以法律效果为视角

连续犯的处罚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直接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即可,而排除连续犯的概念,以同种数罪论处,在处罚实际效果上差异甚微.作为连续犯法律依据的追诉时效的规定纯属多余,仅依时效中断的理论就能确定,且更为合理.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制约,连续犯的既判力及于事后发现的部分犯罪行为,容易使行为人避重就轻地脱罪,也使这一概念广受非难.此外,这一概念存立的诉讼经济意义也非常有限.因此,连续犯的概念应予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