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被害人在起诉中的地位与权利分析

刑事诉讼被害人一方面由于受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与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案发现场的第一见证人,他对案件的陈述对检察机关正确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刑事诉讼被害人在刑事审查起诉阶段中的法律地位和诉讼权利,对于理顺检察机关与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关系,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行政公诉的理性认识

加强行政公诉理论的研究对行政公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有利于制约行政、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保护弱者利益;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行政公诉的受案范围应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直接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受损的重大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公诉制度的基本构架应该包括行政公诉程序的启动、行政公诉前置程序和举证责任等.     

关于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是否应确立沉默权的问题已引起法学界的关注。从沉默权制度在国外的起源、发展、作用出发,论证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并分析我国现阶段确立沉默权制度的相关内容。     

智慧检务下的捕诉一体建设

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需要的产物,智慧检务具有增强司法规范、提升司法效率等功能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困境。一是批捕质量和监督力度阶段性下降;二是案件办理尺度不统一、标准不一致;三是考评制度未能及时更新、跟进。将智慧检务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深入融合,以检察科技创新为突破口,能有效提高检察官综合素质、创新监督方式、规范检察行为等,为完善“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恶意诉讼——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恶意诉讼与滥用诉权并不完全相同,恶意诉讼是利用国家的诉讼机制提起的一场不合法的诉讼.恶意诉讼构成侵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先诉讼属于恶意诉讼、且先诉讼中原告胜诉、被告遭受了损害以及符合侵权行为一般要件.     

法治推进中的希望与隐忧——周梅森《国家公诉》简论

周梅森<国家公诉>触及了我国现实生活中权与法的斗争,表现我国法治进程中的艰难、希望与隐忧.揭示了在国家生活中,法律应处于唯一准绳的地位的主题,提出了法律与党的领导权和政府行政权是怎样一种关系和怎样处理这些关系等重大问题.     

检察机关在实施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分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各个阶段的处置措施,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处置中检察机关应发挥的作用,包括审查逮捕阶段对逮捕率的控制、审查起诉阶段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借鉴和判后阶段对社区矫正的参与。     

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的反思与完善——以“营改增”试点方案为例

针对我国现行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所引发的弊端,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了"营改增"改革,上海的"营改增"试点是其中首要一环。然而,"营改增"改革在已具备采用合法措施的前提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合法的途径。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税收授权立法长期存在的一些弊端,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防止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侦查阶段控辩平等之思考

控辩平等是刑诉法治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相比审判阶段由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平等对抗以体现控辩平等而言,对证据的取得和掌握的重要阶段,侦查阶段的控辩平等尤为重要。但我国目前由于侦查权力过大,犯罪嫌疑人权利受限制较多,在控辩关系上体现出＂一边倒＂的特点。因此应当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合理规制,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从而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以达到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平等的要求。     

刑事陪审团制度价值的再思考

由于陪审团分割了法官的审判权,陪审团代表的民主主义正义观与法官代表的法治主义正义观有时就存在着冲突,二者的冲突通过合理配置陪审团的权力解决.刑事陪审团在个案中的无罪裁决具有终局效力,有否决法律适用的功能,使法治主义在个案中让位于民主主义,防止法律在个案中变成危害公民自由的恶法.但陪审团作出的有罪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需要经过法治主义的检测,这样可以防止危害公民自由的民主暴政发生.从陪审团的权力配置可以看出,陪审团制度虽是一项民主制度,但却以保护公民自由为优先价值目的,而并非司法民主.